都城是一国的心脏，也是一国的缩影。中国历史上总计有两百多处古都，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被誉为“七大古都”，特别是前五者都曾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古都和文化》不仅对历代各性质的古都进行了梳理统计，而且从自然、经济、军事、社会等因素深入考察了古都的形成、发展、繁荣、萧条甚至废弃，从而反映了王朝的治乱兴衰。同时，都城也是全国各地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域外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枢纽，对一朝一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诚如作者所言，时移世易，当时都城，过后皆成古都，仿佛已为陈迹。然文化源流并未稍断，仍在融通发展之中，数千年来始终一脉相承。本书正是一部了解古都之于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发展重要性的著作。

《中国古都和文化》

史念海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在形成古都的诸因素中，自然环境应居有一定的重要位置。都城的设置是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的。如果忽略了自然环境，则有关都城的一些设想就无异成为空中楼阁，难得有若何着落。历来有关选择都城的议论和策略，也都予以适当的注意，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

都城的自然环境显示在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方面。以前一些有关的论证以为都城的所在宜置于上游之地，这是从控制全国着眼。从这一点来说，关中就是一个适宜于建都的地方。西汉初年，曾经有人对于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按当时的局面来说，也就是以关中为都来统治关东各地。关中和关东比，关中的地势自然显得高亢，而关东较为低下，这就自然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我国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北京的地形也相当高亢。金时有人说：“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金人的势力南及于淮水，淮水以南尚是宋朝的版图。就以淮北和黄河流域而论，这样的议论也不能说是过分。后来到明代初期，还有人说：“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不过这样的形势毕竟要比关中稍差一点。

除关中和北京而外，中原各地的都城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地步。中原各地高程皆较低，是说不上居高临下的。不过洛阳还 是较高于以东各地，尤其是和开封相较，更是如此。宋太祖循后周的故绩，以开封为都，但并不以此为满足，打算迁都洛阳，再由洛阳迁于长安。这正是由于洛阳在开封的上游，而长安又在洛阳的上游。不过从来没有人说洛阳有建瓴的形势，因为相差并不很多。

在秦汉时期人的观感中，江南乃是卑湿的地区，不能和中原相提并论。江南诚然潮湿，这与建都的形势无关。由于位于长江下游和中游，自然更说不上居高临下了。若自西方来看，更会成为被临的地方了。楚国的郢就是具体的说明。郢位于江汉平原，并非过低的地方。当地有巨大的云梦泽，水泊纵横辽阔，因而显得有些低下。秦国恐吓楚国，说是方船积粟，循江而下，楚国就不免亡国之祸。楚国也感到这样的威胁，不能不满足秦国的一些苛求。不过，对于郢的地势有些不同的看法。南宋时，赵鼎就曾经说过，荆襄可以下瞰京洛。荆为荆州，也就是楚国郢都的故地。襄为襄阳，在荆州之北。京洛乃是指开封和洛阳。襄阳对开封来说，还可以说是下瞰，对洛阳就不能这样说了。荆州还低于襄阳，怎么能和襄阳一样去下瞰京洛？

论都城的形势就应涉及都城所在地的山川。古人选择都城时对于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视的。最早谈到这一点的应当是周武王。周武王灭商之后，即着手经营雒邑。雒邑就是后来的洛阳。其时周居丰镐，雒邑不能作为正式都城，但是居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均，实际上成了周朝的东都。周武王为了营建雒邑，曾经说过：“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三涂山在伊水上游，岳鄙指近太行山的邑。这是说洛邑南北有山，中间有河，伊、洛之阳还有广阔的原野，可以从容周旋。

山川本是可以互相协调的，但各个都城的具体情况未能完全相同，所以这里就分别来论述。一些都城附近有山，有的却并没有什么山。开封居冲要之地，条达辐辏，一片平原，不仅没有大山，就是培的丘阜也难得遇到，这在古都之中是少见的。应该说，相当多的都城是和山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山可以作为防守的凭借。上面说到周武王对于雒邑的称道，是由于雒邑有南、北二山。其实洛阳东边还有成皋，西边还有崤渑。如果不是太行山南有那么不甚广阔的平原，就可以说洛阳在四山之中了。洛阳和长安相较，可能还稍逊一筹，长安被称为有四塞之固。所谓四塞不是完全因山形成的，但除过东侧的黄河，其余三面都是有山的。它的南侧的南山，也就是后来的秦岭，和西侧的陇山，都是有名的大山。它的北侧虽没有像秦岭和陇山这样的大山，但岐山、九嵕、嵯 峨山，自西至东，还能相互呼应，成为一道屏障。

最为特殊的当为南京城。南京作为都城，可以远溯到六朝。城名迭有变更，城址也多有损益，而明代南京的规模最为闳大。包括前代旧都在内，明城的建置是东尽钟山之麓，西阻石头之固。这是说钟山和石头山都应该列在城外。可是这里所说的仅为明代南京城的内城，它的外郭城却更为闳大，不只钟山和石头山都包括在城内，覆舟山和幕府山也不例外。这些山都曾经和南京城发生过的战争有关，是一般较小的和人工构成的山所难于比拟的。

还有一些都城，建于平原广阔之地，其附近只有一道高山可以作为屏障，都城就建于近山之处。北京城就是这样的。北京城外的太行山和军都山，还有燕山，蜿蜒曲折，互相联系，宛如一脉相贯，其东南却是广大平原，毫无遮掩。十六国时期及北朝的魏齐两代皆曾以邺为都城，它的故址就在今河北临漳县。这里固然也是一片平原，其西的太行山却巍峨耸峙，相映成趣。邺城西北就是战国时赵国的邯郸城，相距临迩，格局也相仿佛。其他如齐国的临淄和韩国的阳翟，也都可以列到这一类中。

当然还可以再列出一些类别。譬如，南宋都城杭州，城外灵隐、南屏诸山，玲珑奇特，正可作为游赏的胜地，和上面所说的一些山有明显的差别。杭州东北的皋亭山和余杭县独松岭，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意义，不过都不是什么大山，因而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很大。

都城附近的河流也有一些不同的格局。河流最多的应该数到开封。开封作为都城时，和黄河尚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当时开封的河流都是人工开凿的运河。这里有汴河和蔡河、五丈河。这就显示着开封成为这几条河流交汇的中枢，这几条河流是从开封辐射出去的水上交通要道。杭州附近的河流也不少。它濒着钱塘江的北岸，而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在这里隔着钱塘江能够互相呼应联系，因而杭州也成为水道交通的枢纽。位于关中的长安，它的格局却又和开封、杭州不同。长安濒于渭水，渭水在长安之东又汇合了泾水。长安南倚秦岭，由秦岭流下的灞、浐、潏、涝诸水和丰水分别由长安城旁流过。这几条河水和泾、渭两水以及久已湮没的滈水，共称为长安八水。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更能通行航运。洛阳的河流不如长安的繁多，却也有伊、洛、瀍、涧四水。洛水也和渭水一样能行舟楫。就是北京附近也有永定河、潮白河和温榆河，还有更小的高梁河。北京于隋唐时为涿郡和幽州。永定河其时称为桑乾水。当时所修凿的永济渠就是沟通了桑乾水，再达到涿郡或幽州城下的。北京于元时为大都，潮白河其时为潞水。当时所修凿的运河，由直沽（今天津市）向北，即溯潞水而上，再由通州西折而达于大都城下。太行山东的邺仅濒于漳水。就是这条漳水，由于能够灌溉，改造了当地的舄卤地，使之转成沃壤，农业也因之而有起色。更由于白沟和利漕渠的开凿，漳水就可与这些渠道相沟通，太行山东各处的船只，能够驶抵邺城之下，邺也就可以得到繁荣和发展。

上面所论述的河流，大都具有灌溉农田和水上交通的作用。如果说到军事的意义，则应当提到南京城外的长江。南京作为都城，自孙吴至于梁、陈，都是借长江为天险，以防御来自北方的攻击，这一点下文还要论及。当然，长江除这样的军事作用外，交通运输的便利更为其他一些河流所不及。南京城旁的秦 淮河不仅有漕运之利，还更使南京城内的风光愈发显得绮丽。就是解决都会里一般用水水源问题，也是离不开河流的。齐国自西周始封起就以临淄为都，其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城以临淄为名，自然是靠近淄水。经过考古发掘，临淄城东正濒于淄水，其西侧又濒于系水（泥河）。而鲁国都城曲阜也正位于洙、泗二水之间。燕国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下都有东、西二城。二城紧相连接，皆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其东城的南垣更濒近中易水。春秋时，晋国的都城再经过迁徙，其间曾都于新田。新田在今山西侯马市，位于汾、浍二水行将汇合处，然更近于汾水。由于近于汾水，其西北隅已为汾水冲蚀残缺。战国时，韩、赵、魏三国的新郑、邯郸和安邑三处都城也是如此。韩国都城新郑，也就是春秋时郑国的旧都，新郑不仅濒于黄水河，而且洎河还由城的西南隅穿过。邯郸城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今所谓赵王城为当时赵国的宫城遗迹所在地。其东北有一大城圈，亦为赵国都城的一部分。今清河由西北斜流，穿过赵王城，而沁河也由西向东，贯穿于东北大城圈之中。魏国的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其遗址也有青龙河流过。这些河流即令迄今有所变迁，相距当皆非过远。战国时楚国的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北。当地近云梦泽，本为水乡泽国，其城南垣西段不仅有古河道，古河道上尚有水门，可见与河流关系的密切。

一般说来，都城的壮丽繁荣，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山川的助力，就是那些割据一方的政权，在它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选择它自己的都城，也都着眼于山川形胜的地方。这样的自然环境是不会为人所忽略的。

在以从事农业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里，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当的重视。这自然是因为肥沃的土壤更适于农耕。商人曾经频繁地迁都，迁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细加探求，但盘庚的迁殷显然是由于新都对于发展农业更为有利。盘庚的时候还不可能过细地区别土壤，但旧都的土壤由于使用较久，肥力渐减，转为瘠薄，就使它不能再事留恋。盘庚这次迁都就记载在《尚书·盘庚篇》中。古史简朴，自难备加称述，不过字里行间还是能略露出一些端倪。汉初定都关中，这是出于娄敬的策略。娄敬从关中的险阻立论，可是他却着重指出，关中有膏腴的土地，并且还称道它是天府。娄敬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关中于《尚书·禹贡篇》中为雍州，雍州的土壤为黄壤，于当时全国中最居上等。这就有利于关中农业的发展。向上推求，在早周之时，周人选择居地，也曾着眼于这一点。正是由于周原的，才使周人能久居于岐山之下。周初封国最多，而齐地有膏壤千里，故临淄也是海岱之间的一个名都。春秋时，晋国选择新都，摒去郇瑕氏的故地，而迁居于新田，也是由于这样的道理。郇瑕氏的故地固然也相当肥沃，可是土薄水浅，不如新田的土厚水深，所以晋国宁以新田为都，不再重视郇瑕氏的故地。

与雍州土壤相对的为扬州。扬州的土壤于《尚书·禹贡篇》列为下下。这是说扬州的土壤于当时的全国是最差的了。其实，那时扬州的土地使用率不大，土壤的肥沃性还未能为世所重视。魏晋以后，北方的人口陆续大量南迁，提高了土地使用率，改变了对于土壤的看法。于是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处，由于大部分川泽沃衍，都成为肥美的土壤。南京正在它的附近，因此获得很大的优越条件。杭州更是有名的产粮之地，因而都曾经被选建为都城。

可是有些都城附近就不是如此。春秋战国时列国诸侯的都城有些就是未能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宋国和赵、中山等国都以土地瘠薄著名，可是睢阳和邯郸皆为有名于世的都城，其所恃以为基础的自然不是当地的土壤。但由于土薄民贫，就不能毫无影响。据说邯郸的“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这样相习成风，为他国所少有，也不是偶然的。

气候这一因素和山川、土壤等相较，对于都城的选择说来，似乎关系较为淡薄。一些有名的都城大致是位于燕山之南和陇坻之东，也就是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其稍南稍北的地区。这些地区南北之间气候差别不太显著，所以一般论者也就不多道及。可是还有些都城却在这个地区之外，这就不 能说完全没有差别了。拓跋魏所建的都城本是在盛乐，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后来迁徙到平城，则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和林格尔县和大同市分据明代长城的内外，东西相距仅二三百里。在这样临迩的距离中，气候是不会显出若何差异的，也不会使创建北魏王朝的鲜卑族人感到不适。可是后来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就有人提出反对，不仅形诸言辞，而且见诸行动。这些反对者并以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为代表，显示声势的壮大。最重要的一条反对理由就是因为洛阳暑热，不如平城的凉爽。固然拓跋恂体貌肥大，不耐高温，他的行动却得到相当多的鲜卑族人的支持，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一般说来，各地都有当地所出的物产，都城附近也是一样 的。都城附近各有其山川，又有较为肥沃的土壤，气候都显得温和，故物产亦较为丰富。远在春秋战国之时，楚国的郢都就有云梦之饶，而齐国的临淄由于带山披海，膏壤千里，除桑麻 之外，更多文彩、布帛、鱼、盐。关中也是九州膏腴地，号称陆海，不仅有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等异类之物，又有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洛阳在这一方面，就不若关中富庶。两汉魏晋多以赋名家的文人学士，如班固和张衡就皆撰有《两都赋》。由于东汉都于洛阳，故于东都称道备至，赋中所说的物产就不如西京繁多。不仅不如关中，甚至还不如后来的邺都。左思所撰的《魏都赋》，就不厌其详地举出邺的附近产梨、栗、酎酒和笋、枣、粱、稻，还有锦绣、罗绮、绵纩、缣总。这里面除农产品外，主要是丝织品，显然可见，邺也和临淄一样，都是丝织业的中心。开封于战国时为梁国国都。司马迁论述梁国，说是无山川之饶，这也就是说，当地没有丰富的物产。后来由于丝织业的发展，和战国时已有不同。唐时的汴州所产的绢，于全国中列为第二等，与郑、曹、怀诸州相当。郑州今为河南郑州市，曹州在今山东菏泽县，怀州今为河南沁阳县，皆在开封的周围。当时一等绢的产地为宋、亳两州，分别为今河南商丘县和安徽亳县，皆距开封不远。直到北宋时，此风犹未稍息。而汴州的织锦最负盛名，开封的官绫院就有绫机四百张，仅此一项，就可略见一斑。北京于战国时为燕国的蓟。燕国虽亦养蚕，却不是有名的丝织品的产地。燕国主要的物产乃是鱼、盐、枣、栗。后来到明清时期，北京又成为都城，这些物产还为世所重。北京近渤海，自富于鱼盐。而栗的盛名迄今犹未稍泯。前引左思的《魏都赋》，曾提到那里的栗，其实那里的栗产于固安。固安在今易县东南，距北京更近，故亦当为北京的特产。唐时幽州即以栗为贡品，而幽州之栗就产于故安，辽及元时亦皆特置栗园，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至于长江以南，则和黄河流域又异其趣。左思于撰《魏都赋》之外，复撰有《蜀都赋》和《吴都赋》，即所谓《三都赋》。赋中备举蜀、吴两都的物产，种类繁多，虽如草木虫鱼纤细之物，亦皆罗列不遗。较之魏国的邺都，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所列的过于纤细，于都城的发展演变并非皆有关系。沈约撰《宋书》，于《孔季恭等传》后曾论述江南为国的盛况，文中指出：“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再加上膏腴土地的农业，显得地沃物阜。当时的都城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正说明南京物产的富饶。沈约在这里还特别提到荆州。荆州的江陵本是楚国的郢都，五代时南平也在当地建都，沈约的话正好也对江陵做了说明。刘宋时扬部的东南可以包括钱塘，也就是后来的杭州。沈约所说的物产，自然也有杭州的部分。杭州后来到五代时为吴越的都城，宋室南渡也以此为都。吴自牧的《梦粱录》曾有专篇论述杭州的物产，举凡谷、丝、枲、货、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之属，皆按品罗列。品种虽多，而谷与丝最为重要。南宋亡后，马可·波罗曾到过杭州，于杭州的丝绸最为称道，并说：“全境产丝甚饶。”马可·波罗还指出杭州的课税，以盐、糖两项为最多。盐、糖皆不见于吴自牧所列举的诸种物产之中，可能以非杭州附近所产而不加凿及。

综上所述，自然环境作为形成都城的一个因素，是有其重 要的意义的。每一个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的所在地时，是不能不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的。自然环境所包含的项目不止一种，本文所列的就有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几种。一些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考虑到自然环境，但不一定就能把自然环境这一因素中包含的各个项目都考虑周到。不论其考虑与否，这个因素所包含的各项，在都城的演变过程中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和相应的影响。宋朝南迁时，戎马倥偬，追兵在后，当时只要求得稍为安全之地，于愿已足。杭州远在长江之南，距金兵稍远，正符合当时要求。南宋的年祀虽因此而获得延长，后来元兵南渡长江，杭州竟无险可守。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可谓深谋远虑，可是因为洛阳较平城暑热，竟肇致拓跋恂和一部分鲜卑人的叛逃。这虽不会影响到北魏迁都的大计，但由这样的小小插曲，已经可以显出自然环境这样的因素的重要作用。

——摘自《中国古都和文化》，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