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并非均质与匀速的存在，有些年份与时刻较之于其他时间更为紧凑、凝练而意义深远。茨威格曾经将之称为戏剧性的、命运攸关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候， “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并且超越时光的流逝，始终在历史中熠熠生辉。
开端时刻：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开端，同时更是中国革命找准自己道路的开端
电影《1921》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历史时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节点时间，群星汇聚，光芒闪耀，照亮此后中国历史前行的道路，至今我们依然生活在它所映射的光谱之中。党史与更广范围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史已经被无数次通过不同形式讲述，在银幕与荧屏中也有着多样的呈现，如何讲述这一个共同的故事，就变得尤为重要。 《1921》切入点是开端，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开端，同时更是中国革命找准自己道路的开端，因而具有创世的权威意味。
历史是难以书写的，而延续到当下的历史尤为难以书写。 《1921》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置入到全球近现代的总体格局之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解释了其源起。电影一开始就用快节奏的剪辑，将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一一予以铺陈，历史影像与纪录片素材的质地迅速营造出一种沧桑而厚重的观感，形成了正史的严肃沉郁格调。在横向的世界视角与纵向的本土脉络所形成的完整结构中， “1921”作为一个关键性节点呈现出在历史结构中的意义。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使得中国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历史的使命，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使得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众启蒙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旋即展开。十月革命更是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让社会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也让革命救国成为先进先觉者的选择。这解释了人类学家克罗伯曾经提到的“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的问题，即有些思想一开始出现时，往往是社会上感到震惊、不安的“风波”，但是逐渐地变成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风气”，进而成为大历史前行的势能。所谓形势大于人，如同孙中山所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正是势所使然，使得精英荟萃。影片以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劳工精英为主体，同时穿插了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日本共产主义者及密探、留法共产党人、上海工人、租界的巡捕与密探，让建党时刻的复杂性和必然性得以全面的展示。
抉择、合作与论辩：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某个精英群体的个体选择，更是近现代以来历史情境的抉择
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但囿于一在北京、一在广州的事务，一大的召开是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旅日的13位早期党组织代表具体参与的。 《1921》通过精练的细节表现了这些代表各自的特点，但并没有陷入到平面的历史编纂学，而是有重点地突出了选择、合作与论辩的主题。
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是党组织在上海的召集人李达与妻子王会悟的对话。李达说到在五四时期抵制日货的时候，发现点燃日货的火柴本身就是日货，这让他深感必须要有自己的火种。这个自己的火种实际上就是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也正是共产党的开端意识。如同萨义德所说： “开端不只是一种行为；它也是一个思维框架，一种工作，一种态度，一种意识。”当时国内思潮迭起，党派林立，据不完全统计信奉各种观念与主义的各类政党有二百多个，共产党选择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某个精英群体的个体选择，更是近现代以来历史情境的抉择。它是与群众运动结合的结果，知识分子与劳工，共同构成了历史的主体“人民”。所以，电影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李达赶到印刷厂，特别将《共产党》刊物中对于大众的称呼由“百姓”改为“人民”。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出身，但是可以选择人生的道路与活法。何叔衡是13个代表中年纪最大的，前清时候中过秀才。当那些年轻的代表询问他为什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时候，他说出一个愿望，那就是要过上能抬头的生活。这也是无数普通民众的愿望和选择。
除了坚定的选择，《1921》还将中国共产党的开端意识触及到国际主义的合作，及中国共产党人同共产国际的论辩上。除了通过法国场景，显示出海外共产党人的国际宣传，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之外，电影还虚构了一个日本共产主义者在上海的活动。这表明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性格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具体而微的显现。更为主要的是，影片特别刻画了代表们之间关于是否让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会议的论辩，这一笔非常重要，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自觉。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产生的，尽管争取国际援助、团结国际同志、秉持着共产主义理念，但落脚点在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独立自主的组织。这一点应该是该片非常清晰的历史认知。
青春中国与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既是奋斗的希望与目标，也是让中国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源泉
主旋律电影以前往往是以创作者和制作者为中心，在新世纪以来因应传播渠道与语境的变化发生了一些变化，更为注重观众的体验与接受。从《湄公河行动》到《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金刚川》，主旋律电影大量吸收商业类型电影在导演编、服化道、摄录美上的滋养，创造出赏心悦目的形象塑造与吸引眼球的影像奇观，以达到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效果。
《1921》在将青春片与主旋律叙事结合上做出了自己的尝试。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一些从叙事上来说并不需要，但从观影体验上来说却能增加效果的镜头：王会悟与朋友去宾馆订房间时的升格慢镜，在南湖红船上她撑着伞的特写与定格。这显然是通过演员本身的魅力来起到吸引眼球的功能。
《1921》是全明星阵容，与历史上真实的中共一大会议代表相一致的是，演员普遍是少壮一派当红小生和流量偶像，具有观众的亲缘性。当时的会议代表平均年龄是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充满了激情与活力，具有探索的热情与不畏斗争的勇气，青年演员很好地展现了青春韶华与创建青春中国之间的同构性。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开启了20世纪中国旧邦新命的重塑。第一代共产党人可以说是五四新青年的汇聚，他们一改“老大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洋溢着敏锐、自信、果断、勇猛的特质。毛泽东在参加一大时刚好28岁，影片中有一段他在上海街道上奔跑的桥段，闪回到幼年时期被父亲追打的场景，构成了关于父一代与子一代、旧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之间更迭的隐喻。这是全片中最为荡气回肠的段落，当青年毛泽东站在外白渡桥上眺望苏州河与上海的时候，目光坚定而闪烁着希冀，那是青春中国人力与美的外显，也是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憧憬。
这些青年为了中国和中国人做出了决断，并为此殒身不恤。影片并没有以会议结束而结束，而是交代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牺牲，当杨开慧被国民党枪杀、倒在鲜花草地上的时候，不禁让人想起光未然那著名的歌词：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那些死于年华之人，并没有被人忘记，因为他们开创的事业依然在继续，依然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影片结尾跳转到2021年的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一群小学生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呼应着李达在1921年上海看到的小女孩，以及开国大典中人群里的小女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薪尽火传，生生不息，他们既是奋斗的希望与目标，也是让中国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1921》为建党一百周年谱写了一部开阔恢弘的画卷，一曲昂扬向上的赞歌，一张绵延展开的蓝图。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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