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文博热正带动起大众对于中国传统书画的兴致。而对于多数人而言，读懂甚至爱上中国传统书画并非易事——大多仅有枯湿浓淡之分的墨色，以及斑驳、泛黄的纸绢，使很多中国传统书画看上去大同小异；更何况，这样的书画背后往往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国内涌现的不少相关特展，却凭借别出心裁的策展角度，将中国传统书画的故事变得可亲可近。故宫博物院的“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心不为形役——从孤舟草堂到桃源江南”山水画展、中国美术馆的“异域同绘”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精品展等皆为代表。在这些展览中，值得人们关注的，不是单件展品的珍稀程度，而是展品背后的信息。置于新颖策展视角下的文物组合，让故事一环扣一环、一波接一波地演绎，复原出鲜活的历史文化图景。

以苏轼为圆心的这个圈里，包蕴着文人艺术的源流脉络

苏轼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文学家而非艺术家。而正于故宫博物院热展的“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其实是以涵盖书画、碑帖、器物、古籍善本等多个门类的文物为载体，展现苏轼的精神世界，以及以苏轼为“C位”的北宋文人雅士之间交游往来、书画唱和的氛围。

展览中出现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串联故事的重要一环。包括《治平帖卷》《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题王诜诗词帖》《三马图赞并引残卷》《归院帖卷》《春中帖页》等苏轼书法真迹自不待言。其中，内容为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之事的信札《治平帖》卷最接近苏轼早年书法的特征，笔法精细，字体遒媚，正如赵孟頫所称“字画风流韵胜”；写给陈慥的两封书札《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为苏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自然流畅，姿态横生，秀逸劲健。同样集结在这个展览的欧阳修、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王诜等文化群星的手迹，为苏轼与他们各自的关联作出注解。例如展出的黄庭坚《君宜帖》直接提及苏轼墨迹，在信末尾附言称“东坡诸书一借”，也佐证了身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是苏轼的铁杆粉丝。

▲清 丁观鹏 西园雅集图

纵观展品，人们能够发现“赤壁”与“西园雅集”是显眼的两个关键词。“赤壁”指的是在文学史上留下佳话的苏子游赤壁——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两次游赤壁，写下《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此次展出的沈度《赤壁赋册》、宋人《赤壁图页》、文徵明《前后赤壁赋卷》、钱穀《后赤壁图扇页》以及青玉《苏轼游赤壁山子》等展品，分别以书法、绘画、玉雕等不同形式表现了这一题材。而“西园雅集”指的是北宋元祐初一场著名的文人聚会——西园主人王诜共邀请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李公麟等15位友人前来，当时文人雅士的整体精神风貌溢于其间，这场聚会也成为后世文人画家钟情的母题。现身此次展览的朱耷《西园雅集记卷》、丁观鹏《西园雅集图轴》呈现的都是这一经典场景。

从意象切入山水画，所发掘的画外之音更耐人寻味

山水画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绘画最具代表性的类别，与它所承载的画外之音有关——这样一种画藏着时人的追求与寄托，反映了创作者的精神境界。龙美术馆（西岸馆）正在举办的“心不为形役——从孤舟草堂到桃源江南”，从意象的角度切入中国古代山水画，其实正在于发掘它的画外之音。展览集结赵孟頫、仇英、蓝瑛、龚贤等一众名家呈现渔父、草堂、桃源等意象的近30件（套）藏品，带领人们走入古人的隐逸世界。其中约三分之一藏品为首次公开展出。

在中国文学或哲学传统中，很多文人雅士都流露出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其中，孤舟渔父作为一种不拘泥于现实世界、不被任何东西束缚的存在，即为由来已久的古代隐逸题材意象，在山水画中频频出现。在文徵明次子文嘉的《蘋洲垂钓图》中，渔父位于画面中部靠下，正坐在孤舟中垂钓，他的身前，江水奔腾，水的对岸，高山险峻。明中晚期开始，桃源仙境题材的山水画渐成引人注目的风景，尤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画面上往往结合了江南水乡的元素，将故乡江南融入桃源图中。

且看此次展出的明代画家郑重的《仙山楼阁图》，则将山峦、云雾、宫观、苍松、道士描绘于一扇，让飘渺灵动的仙山与素雅稳重的宫观形成一种曲与直、静与动、刚与柔的和谐美。

可以说，正是渔父、草堂、桃源等意象的出现，让中国传统山水画不止于风景，而是支撑整幅画成为一个文雅的世界，一个有精神深度的艺术空间。从这个角度打开中国画，获得的见识也远远超出画面。

借他者视角理解清代木版年画，荣耀与遗憾一目了然

与中国传统年画相关的展览并不少见，尤当辞旧迎新之际。最近亮相中国美术馆的“异域同绘”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精品展，却从他者角度为人们开启理解中国传统年画的另一扇窗。这个“他者”，便是曾给予印象派等西方艺术以灵感、为很多人熟悉且喜爱的日本浮世绘。中国美术馆藏的52套（61件）清代木版年画与75件日本浮世绘在这个展览中被加以并置，让人深味二者在渊源、技术、发行及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其中的清代木版年画包括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四川绵竹、河北武强、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画产地的代表性作品；日本浮世绘则包括菱川师宣、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麿、东洲斋写乐、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等重要画师的经典作品。

作为中日两国民间艺术代表的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竟然共享着同一个源头。在制作工艺上，它们均受到明代书籍版画兴盛的影响，以多色木版套印为主要制作工艺，具有可重复性印刷的特点。此外，这二者还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从历史背景来看，它们的兴盛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商品经济的发达；在题材内容上，它们都反映了平民阶层的世俗生活与思想情感，充满生活气息和民俗风情；在表现手法上，它们都显示出民间艺术惯用的丰富明丽的色彩，运用了展现东方艺术平面装饰特征的用色特点。与此同时，透过这些视觉化的图像，人们也不难发现，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诉求和民族性格。前者多选取农耕社会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内容积极向上，气氛热烈愉快，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心祈愿，反映了乐天知命、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后者则多描绘美人、歌舞伎、风景名胜，营造出华丽又略带感伤的唯美世界，折射出日本民族细腻、敏感的性格特征。

遗憾的是，日本浮世绘已被视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璀璨华章，而中国清代的木版年画影响力还很有限。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有专家认为，展览中的一个细节或许就透露出了二者日后的分化：浮世绘作品均标注出作者姓名，而清代木版年画无一例外只有产地而无作者姓名。或许正因中国传统年画无法通过创作者的名字辨别风格与技艺，个人的艺术创造力由此被削弱了，画面渐渐呈现出模式化的特征。

作者：范昕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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