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找一款最富民族特色的“全民饮品”，那大致非豆浆莫属了。豆浆在英文中为“Soybean Milk”，直译成汉语为“黄豆奶”。虽然豆浆显然与豆奶是两回事，但这未尝不是豆浆“全民性”的脚注：豆浆之于中国，大约相当于牛奶之于欧洲。

不过豆浆的民族特色明显要远远高于牛奶。牛奶直接取之于大自然，而豆浆却是货真价实的“发明创造”；没有欧洲人世界依然会有牛奶，但没有中国人……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豆浆了——毕竟，在美食想像力方面，中国人如果排第二，怕是没有哪个民族敢排第一。

只是关于豆浆起源的传说，的确显得有些潦草。

豆浆界里的甜党与咸党

作为豆制品家庭的成员，关于豆浆起源的故事自然少不了西汉淮南王刘安。民间传说中，刘安为给其患病的母亲补充营养，每天用泡好的黄豆磨成汤汁给母亲喝，不久刘母痊愈，这门以豆磨汁的手艺也便流传下来，成为豆浆的前身。

事实上这一传说很可能是后人附会，附会的原因便是刘安乃是豆腐的发明者，当然刘安发明豆腐本身更有可能与其痴迷于黄白之术有关，而不是那个为母亲补充营养的孝子传说。如果豆腐为刘安发明属实，那故事最有可能是这样的：公元前164年，刘安在八公山上炼制丹药时偶然以石膏点豆汁发明出了豆腐，豆浆由此在豆子的磨与煮中诞生。

当然，学界对豆腐发明的时代也有争议，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间点应当是唐或五代，北宋初成书的《清异录》便有“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的记载，豆浆初始的步履，大抵与豆腐保持一致。

无论是“汉朝说”还是“唐朝说”，豆浆在中国都已经走过了千年的岁月。在这漫长的流变中，豆浆在熨帖着五湖四海食客不同口味的同时，也渐渐衍生出了不同的流派。中国饮食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火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到最后都能分裂出“咸甜”之争，如汤圆、粽子、月饼，每逢佳节总免不了要费食客们一番口舌，豆浆也不例外：但也正是这种“分裂”，使食客们在品味豆浆之余，多了一丝对文化的雅趣。

“咸甜”之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会与“南北”之争相契合，但在豆浆世界里，“咸甜”之争却是一个封疆大吏与整个天下的战斗——甜豆浆遍布于大江南北，而咸豆浆却只流行于长三角一带，或者说是流行于吴语区一带。

这里说的咸豆浆指的可不量带着咸味的豆浆，一碗“合格”的咸豆浆除了盐之外还要加上葱姜蒜醋酱油甚至红油等佐料，再添上油条、榨菜、虾皮、紫菜、香葱等配菜。给豆浆加盐的不算少，但让咸豆浆的阵容如此华丽的，便非长三角莫属了。

长三角地处长江中下游，自古是淮扬菜的“地界”。说来也奇怪，淮扬菜一向以口味平和为特色，菜品通常略带甜味，到了豆浆这里居然冒天下之大不“甜”而倒向了“咸党”。不过从咸豆浆丰富的配料也能看得出来，仅仅用“咸”字来形容长三角的咸豆浆实在是在些“谦虚”了，且不提油条——仅是榨菜、虾皮、红油这三味便咸鲜辣俱全了，所以这里的咸与其说是一种味道，倒不如说是一种口感，一种华丽而丰盛的饮食体验。

老搭档，咸豆浆与油条

将视线移开长三角，除了食欲寡淡的“纯豆浆控”，人们日常喝的豆浆大多是甜豆浆。甜豆浆其实就是豆浆加点白砂糖，作法简单但美味可口，四季皆宜，更重要的是便于携带——市面上卖的便携式豆浆，用机器压制在塑料包装袋里，清一色的都是甜豆浆，赶时间的都市男女们上班路上买一袋再带一个包子，有汤料有干货，早餐就这样在路上打发了。

而在长三角人眼中，甜豆浆就不够有腔调了。不加“料”的豆浆，充其量算是解渴降暑的饮品，唯有咸豆浆才算是食物。咸豆浆是不能用塑料袋装的，必须要用开口大碗，碗里先随意洒些紫菜虾皮葱花榨菜，然后师傅提起一壶热气腾腾的豆浆如点功夫茶般“冲泡”到碗里，最后再淋几滴辣油和鲜酱油，这碗里温暖而丰富的滋味，造就了多少老长三角人的童年记忆。

这里的“冲泡”也有讲究。豆浆要热到发烫，力度要猛，角度要陡，如此这般碗里的豆浆才会泛起花样的气泡来，这是咸豆浆的“色相”。新式早餐连锁店里多也有咸豆浆，但基本都是自动贩卖机式的流水线操作，豆浆的温度、冲泡的力度和角度都不经不起微操，端上桌来上一看，表面没有任何气泡，于是一道传统美食乡土气味全无，成了彻彻底底的中式快餐。

长三角人钟爱的咸豆浆里常常还有另一味料，那便是豆浆永恒的搭档——油条。说起油条，倒也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比豆浆起源的传说更晚，也更为生动。

传说秦桧以“莫须有”之名陷害岳飞之后，百姓对其恶行敢怒而不敢言。当时京城临安里有一个烧饼师傅为了出口恶气想了一个办法：用面制成秦桧夫妇形象的小面人，背靠背地粘在一起放到油锅里炸，一边炸还一边吆喝：“油炸桧啦！油炸桧啦！”这一招一炮而红，临安百姓纷纷前来购买这个“油炸桧”，一边吃一边还不忘戏谑一番，从中也能看出南宋言路之开放，不然就凭这“妄议朝廷”的口实，烧饼师傅也少不了几年牢狱之灾。后来“油炸桧”渐渐改叫做“油炸鬼”，工艺上也删繁就简变成了两根面粘在一起，放到滚油锅里炸，逐渐便演变成了油条。

当然对油条的形制最讲究的，还要数老上海人。粗细、长短、分量，不要求“书同文、车同轨”，但同一个师傅手中炸出的油条要保持同样的标准，一根根笔直挺拔色泽金黄，跟豆浆上的气泡一样，这也是油条的“色相”。油锅是模具，两根长长的木筷是刻刀，油里一边翻滚一边渐渐染上“土豪金”色的油条则是工艺品，就这一番场景足以让排队的食客们回味良久，等待似乎不那么让人烦躁，反而成了一种视觉享受。

油条当然是刚炸出的味道最好。在老上海的弄堂里，油条摊都是现炸现卖的，一旦客流断了几分钟，出锅的油条凉了，老板绝不会给新来的客人吃凉油条，那是一定要新炸的。不过对于老上海人来说，油条虽然可以当做是主食，但在米粥面前更像是小菜——尤其是那些年纪大又过惯了勤俭节约日子的老人们，一根油条买回家是要切成好几段的，然后备一小碟酱油，面香混着酱香，别说是粥了，就连米饭也能下掉好一大碗。

咸豆浆与上海“四大金刚”

提到老上海的咸豆浆，就不得不说一下老上海早餐界的“四大金刚”。这里的四大金刚指的并不是佛教的四大护法天神，也不是民国时期的军统骨干或是共和国初期林彪手下的干将，而是指的大饼、油条、豆浆、粢饭——这四种早餐在老上海早餐界何止占了半壁江山。在老上海，几乎每条弄堂口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烘大饼的炉子，炸油条的锅子，焖粢饭的木桶，盛满豆浆的大煲，再配上方桌长凳，老上海的清晨便在老板的吆喝声中徐徐落幕。

“四大金刚”里，咸豆浆与油条便生生占了两席，而油条咸豆浆本身也成了一款独立的小吃。咸豆浆与油条的搭配固然诱人，但这并不妨碍油条跟别的成员组队，油条和粢饭的搭配也一样毫无违和感。粢饭是正儿八经的主食：糯米与粳米按比例配好浸泡一整夜后隔水蒸，蒸熟后趁热包点料，不同的料带来不同的风味，最常见的便是粢饭包油条。老上海人买粢饭按“两”，二两粢饭加上一根油条算是标配，不管是急是缓都可以边走边吃。当然，卖粢饭的多是路边摊，囿于条件简陋用的大多是放久变软的油条，食客要是想尝糯中带脆的风味，那是要花一番工夫的。

除了粢饭，油条和大饼也经常“成双入对”，作为豆浆或是米粥的辅食。老上海的大饼种类繁多，幽默的是也有咸甜之争，相比之下甜大饼好做，而咸大饼则配料繁多工艺也相对复杂，这一不同当然也体现在定价的细微差别上。

有趣的是，大饼也分为咸甜两种：甜大饼制作简单，无非加些白砂糖；而咸大饼则花样丰富——如此看来，大饼与豆浆在分类上，倒是颇有相通之处。

油条与大饼的组合，还能牵扯出一个历史上的“上海特色”。共和国建国之初曾经历过一段不算短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购买食物不仅需要钱，还需要粮票。当时的粮票虽然各省形制不一，但基本以“一两”为最小单位，唯有上海地面上出现过“半两”粮票。“半两”粮票只够买一根油条或是一碗咸豆浆，那豆浆显然也只能是标配；如果要一副大饼油条吃个饱，那“半两”粮票可不够花了。由此，“半两”粮票便成了外省嘲笑上海人太过“精明小气”的话柄，不过上海人倒也不以为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的城市化的进程，曾经占领弄堂口的早点摊和弄堂一道渐渐消失在地图上。扎推出现的四大金刚已经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成为上海人的古早味，唯有油条和豆浆因为“南北通吃”而依然是各个早点店里的常客——直到后来，连肯德基这个西式快餐店也耐不住诱惑做起了安心油条和现磨豆浆，这一对中国早餐搭档的人气，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比起安心油条和现磨豆浆，一碗热气腾腾而不加任何饲料的原味豆浆再加上一根被风吹得已经有些凉的油条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早餐了，与老上海弄堂里消弭的古早味一样，它诠释的是大千世界中另一个真实而又细腻的人生。

能温暖肠胃的美味总会温暖人心，油条咸豆浆便是如此。2004年，新加坡歌手林俊杰曾推出一首情歌正以《豆浆油条》为名，歌词颇为甜蜜：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豆浆和油条的组合算不上“佳偶天成”，毕竟豆浆的历史要远较油条悠久；但是在饮食文化地域差异极强的中国，油条豆浆组合的确称得上是最没有指向性的搭档了。小吃街林林总总的招牌里，牛肉面前面总带着兰州，热干面离不开武汉，煎饼前少不了山东，米线也往往与桂林或云南相伴——可是豆浆油条，何时会带上地名作为前缀呢？可见这两种小吃早已超越了一地一城的味道，而在食物的传播史中升级成整个中国共同的美食记忆。

作者：江隐龙
编辑：王筱丽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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