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的生命中充满着错误，一个重要的修正机会，就是恋爱：若有一个不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就找一个和父亲类似的男人，让他爱上我；若有一个不那么爱自己的妈妈，就找一个类似的女人，让她好好待我。这样，才能证明我没有那么差。

张爱玲对胡兰成，即是一次修正，只是她最终输了自己，低到尘埃里。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何等相似：都外表俊朗，喜穿长衫，气质装扮喜好相似；年龄上，胡兰成年长张爱玲14岁，也几乎可以做她的父亲；两个人都风流成性。胡兰成有三任妻子，和张爱玲结婚以后也不曾停止过风流，又是小周，又是范秀美，又是佘爱珍，又是日本女人，流亡过程中一路留情，与各种女人交欢。与张爱玲的父亲如出一辙的风流成性。最令人痛心的是，二人都遗弃了她。

她选了一个和父亲类似的男人来证明自己，注定是无望的悲剧。因为，本不是她不好，而是父亲的问题。爸爸当然不会因为女儿做了什么，而变成一个好爸爸，那个像爸爸的男人也同样如此。只是这个在原生家庭里受伤的小女孩，永远不会懂，也终究没跳出那个魔咒。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的府邸，小名小煐。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主要人物；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生母黄素琼（又名黄逸梵）则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后母孙用蕃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之女。清末显赫的几大姓氏都与张爱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和父亲张志沂结婚的时候也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一对璧人，婚后确实也过了一段幸福日子。然而，渐渐地，张志沂喝酒、抽鸦片、嫖娼样样不离手，日日浑浑噩噩消耗祖辈留下的家产。黄素琼改不掉丈夫的恶习，但不甘于这样得过且过活着，便做了一个那个年代女性极少能做出的决定——离婚。

于是，在张爱玲4岁那年，母亲离家，父亲成了她唯一真实的记忆。她对父亲的感情是爱恨参半。

父亲是张爱玲最初的文学启蒙者，她对父亲有着很深的依恋。在继母出现之前，她和父亲还有过一段静好的岁月。父亲教她念诗，写诗，亲友来做客的时候，他拿出这些诗炫耀，那是他的骄傲。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去南京路喝咖啡。过年的时候，他带她去虹口区买时髦的花布做衣服。他们也曾亲密过，张爱玲曾经觉得，父亲是懂自己的。

但父亲续了弦后，一切都改变了。他变得愤怒而无法控制自己，似乎自己堕落颓废的原因都来自前妻的两个孩子，他们成了他发泄愤怒的工具。而继母孙用蕃，她的日程表只有两个主题：吸鸦片，折磨丈夫前妻的两个孩子。

父母的离异，继母的到来，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里演义着一场战争，给她带来不可逆转的痛苦。很少流泪的她，哭得彻底。她看过太多关于继母的小说，没想到落在自己身上。继母来了，父亲对她的爱被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欺负和羞辱。张爱玲从小有很高的艺术素养，对服饰、音乐、绘画都有着极高的天赋。她曾发誓要“穿着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但实际上，继母为了节省开销，让张爱玲穿她穿旧的棉袍。“穿不完得穿着，就像浑身都长了冻疮，冬天都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一次，张爱玲和继母发生冲突，继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她拿手去挡，继母就说张爱玲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分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她一顿拳打脚踢，一边打嘴里一边说：“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把她父亲拉开，她才没真被打死。

之后张爱玲被关在小黑屋里，由门卫看管。她得了严重痢疾，张志沂不请医生不买药，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躲过继母，偷偷告诉了她父亲。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事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趁继母不注意到楼下为张爱玲注射抗生素，她才活过来。

这关禁闭的半年，张爱玲一直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1938年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奔向了母亲的家。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对她来说，是想要但碰触不到的存在。她不信命运，反抗传统，不仅要离婚，还要远赴重洋去留学，是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她去欧洲学习法语；学油画和雕塑，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去马来西亚教书；缠着小脚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比大脚男人滑得还好；她把名字改成黄逸梵，像她内心追求的自由一样浪漫飘逸的名字。

黄逸梵在幼年张爱玲的眼里确实是浪漫的、飘逸的、文艺的、精致的；同时，也是遥远的、神秘的。而这种最初因崇拜来的爱，也在后来朝夕相处的真实中，被一点点毁掉了。现实太过残忍，像极了华袍里的虱子。

张爱玲投奔母亲，与她朝夕相处的日子，并不见得就比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要好到哪里。黄逸梵数落张爱玲，那是家常便饭，说她笨、像猪一样，说她是个大累赘，活着就是要害人；甚至当张爱玲生病了，做母亲的也没有实质的关心，除了埋怨还是埋怨，还总觉得自己做了巨大的牺牲。

张爱玲是争气的。投靠母亲的第二年，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可惜日本侵华的炮火阻断了行程，转入了香港大学。然而，黄素琼在自己的游历和女儿上大学之间，选择了自己，给张爱玲的学费断掉了。

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张爱玲非常刻苦，门门功课第一名。英国教授佛朗士私人奖励了张爱玲800港币的奖学金，张爱玲兴奋地拿到母亲那期待着得到母亲的赞许。可母亲拿着这笔钱去打麻将全部输掉了，一直到她走的时候也没有问过张爱玲，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这800港币输掉了她对母亲残存的一点点希望。自此，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

可以说，张爱玲从来没有得到来自母亲真正的爱。4岁时，母亲离家远走，仅仅留下了一个精神上的“母亲”,16岁开始，这个精神上的母亲变成了陌生人和仇人。没错，她为女儿提供了最好的教育资源，英语和钢琴的培养，昂贵的私人教师，但这些都没有让张爱玲感到爱，因为母亲一直在强调：你要足够优秀，才能对得起我付出的一切，否则你不配得到我的爱。

这样施舍的爱，充满着条件和要求，还要讨价还价，张爱玲向着母亲火热的心渐渐冰冷起来。一个目不识丁的母亲都能做到的陪伴、信任、鼓励，在黄逸梵的身上连影儿都没有，没有亲密，只有“借债——还钱”。最终，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张爱玲成年以后，攒足了还母亲的钱。等母亲回国，选了个时机去还。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陪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这么多钱，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就像一个陌生人，从来没有亲近过。黄逸梵临终想见她一面，她没有去。

《小团圆》是张爱玲以自己为原型出的一本小说，书里充满了母亲的丑恶和冷漠，是施虐者或是虐待合谋者。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只有疏离紧张和怨恨。从后母家出走的女儿，还可以为自己说两句公道话，但面对强势的母亲，面对永无止尽的无端指责，她只能沉默。那心里的洪流已经冲破堤坝，但表面却波澜不惊，她自己已经分裂成两个我，那个真我再也不会浮出水面。她说，“灵魂像灌了铁”。

“存在等于被感知。”美国心理学家莱因如是说。这个定义的意思是，我的感受被你感知到，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这般存在着。简单说来，一个人的存在感，来自于她的感受被另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被妈妈感知到，就没有存在感，更不会实现清晰的自我，所以她毕生都在用直接或扭曲的方式希求被别人看到。

张爱玲就是如此被母亲对待的。母亲对她是忽视的，与其说看不见，不如说不想看见。她和父亲离婚去法国前，与张爱玲告别，记忆中极为淡漠：“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早年的痛苦经历，影响到成年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她总是对周围的人和事持怀疑、否定乃至敌对的态度；喜欢“揭老底”，因为这符合她对世界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有着不为人知的罪恶，人是最阴暗的所在。

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认为，3～6岁是“俄狄浦斯期”。男孩会出现恋母倾向且嫉妒父亲，女孩会出现恋父倾向且嫉妒母亲，他们都期望取代同性的父母而与异性的父母建立唯一的关系。如果这一阶段，父母有意无意地顺应了孩子的这个愿望，那么孩子就会发展出“俄狄浦斯情结”，一方面，会过于依赖异性父母，另一方面，他会对同性父母缺乏敬畏并与之疏远。张爱玲的家庭无意识中顺应了她幼年俄狄浦斯期的需要，她与母亲愈加疏远，而恋父情结也从此落下了根。

成年后，张爱玲的恋父情结，让她一直在寻找那些比她年龄大很多的男人。有一回，张爱玲和苏青聊天，说到自己的婚恋观：“我一直想着，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她所说的，不像是男人与女人，倒像是父亲与女儿。

遇到胡兰成后，张爱玲把对父亲的眷恋和期望，都移植到了这个男人身上。胡兰成从杂志上看到张爱玲的《封锁》，决意去认识她：“一切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第二天，张爱玲捏着胡兰成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纸条上门拜访。两人在客厅里聊天。张爱玲只管听胡兰成说，倏忽五个小时，仿佛回到从前，父亲的书房里，父亲给张爱玲说《红楼梦》。她以为胡兰成是懂她的，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

胡兰成熟谙女性心理，再加上浮光掠影的些许才华，让张爱玲沦陷在这一片虚情假意中，像飞虫被粘在蜘蛛网上，等发觉不妙时，已动弹不得。他风流倜傥，以拥有不止一个女人的爱为骄傲。他有妻子，有情妇，到处留情，可她却还是嫁给了他。她写道：“我想过，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了，我将只是枯萎了。”

和胡兰成离婚后，张爱玲写作，拍电影。她的名气越来越大，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爱的缺乏可以毁灭人，也可以造就人。张爱玲决定自己造就自己，她在上海滩掀起了自己的小说巨浪。既然家庭里面没人关心自己，那么就让全天下的人来关心自己吧。巨大的光环后，孤独的心勉强支撑着，支撑着自己最后的尊严，她始终没有和过去的自己与原生家庭和解。

在美国，张爱玲遇到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任丈夫，美国白人，德国移民后裔赖雅。赖雅是才子，17岁就进入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文学，后来在哈佛大学读硕士，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他也曾在好莱坞风光过，是颇受欢迎的剧作家。但他的晚景急转直下，多数作品得不到出版，因经济拮据入住文艺营。

相差29岁的赖雅与张爱玲却一见如故，“去小屋，一同过夜”。与赖雅相恋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赖雅说，“打胎吧，我娶你。”张爱玲没告诉任何人她想生下这个已经有4个月大的男婴，于是有了《小团圆》中，一个马桶冲走男婴的血腥画面。她的心要冰冷到什么地步，才会允许杀死自己的孩子；她又爱到多么卑微，才会在爱人面前如此忍耐退让。

与赖雅结婚，张爱玲并没有过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梦想生活。丈夫赖雅瘫痪在床，他们的生活入不敷出。为了赚取治疗的费用，张爱玲熬夜写剧本写到眼睛流血。年少轻狂的她曾在《倾城之恋》中不屑地写道：“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可她本人却走进了这样的婚姻。

晚年的张爱玲一直离群索居。至亲的亲人都伤自己这么深，更何况其他人。张爱玲从小就对人产生了恐惧，为了保护自己，她只能远离人群。若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拒绝别人。若有人来贸然打扰，她就从门缝塞出纸条，上面写着：张爱玲小姐不在家。在《天才梦》里，她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她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一个烧饼吃两天，其他食物，只有牛奶和鸡蛋。国内有一个狂热的张粉，得知她的住址，在她对面租了一套房子，天天观察她。张爱玲得知后，连夜搬了家。

张爱玲晚年频频搬家还有一个奇特的理由，她一直认为有一种来自南美，小得肉眼难以辨别、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在困扰自己，曾告诉朋友“每月要花200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她叫杀虫公司来，还是无效。于是她带着简易的行李，一旦发现所谓的跳蚤，马上搬家。1984～1988年，她搬了180多次家，有时每个星期搬一次，直到再也搬不动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强迫症，或是幻觉，或是神经症的表现。这些跳蚤，好像张爱玲对自己的失望和厌倦，躲也躲不开，杀也杀不死，一点点消耗着、蚕食着她的生命。1994年，去世前11个月，她说：“各种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占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日久，非常焦灼。”

1995年9月8日，她预感到长路走到了尽头，于是穿戴整齐，躺在地板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她的银行账户有几百万港币，房间里所有家当是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走之前，她整理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在一只手提包里，放到了门口。7天后，才被人发现。

如果不是原生家庭的伤害，张爱玲不会选择一个像父亲一样的渣男胡兰成并要去改变他而证明自己；如果不是嫁给胡兰成，她也不会被伤透再遇到与自己年龄相差29岁的赖雅，以“打胎换婚姻”；如果不是赖雅，也许她也能有一儿半女，起码有人陪伴。如果是那样，她也不会在自己的公寓中孤独离世，一周后才被发现。

可惜没如果。“不爱是一生的遗憾，爱是一生的磨难。”

摘自《为何家也会伤人》，台海出版社

作者：唐以琳

编辑：陆纾文

责任编辑：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