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舒尔茨教授为复旦大“文学写作”专业开设“西方文学创意写作”课程

2008年到2010年，我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MFA）专业的前身——尚属于学术硕士的“文学写作”专业，跟随王安忆学习过两年，后来一直在她给MFA学员开设的“小说写作实践”课上担任助教。2015年博士毕业后，我自己也站上了MFA的讲台。十年来有幸伴随这个专业的策划、初创和成长，也觉得有义务为一路来的摸索留下一点记录。

2017年，复旦MFA在“小说写作实践”和“散文写作实践”这两门必修课的基础上，增开了一门“文学翻译实践”，由我任教。这门课缘起于王安忆访问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时，对方提出合开一门以英译汉为主的文学翻译课。但遗憾的是，因为汉语水平的原因，哥大方面报名者寥寥。但复旦的这门新开课已通过研究生院审批，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单干”起来。

穆旦

一开始，同学们很不理解：明明来学创作，为什么要上翻译课？一些学员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信心，甚至不敢选。理所当然我便负有为这门课“正名”的义务。有人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因为书写的语言变了，译文无论怎样忠实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文，不同的语言即使表达同样的概念也或多或少存在差异。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创作也是一种翻译，是作家对内心想法的翻译。从这两个角度看，翻译和创作确实有很多共通之处。起初，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文学翻译实践”的。但是，当我偶然读到王小波的杂文《我的师承》后，方才恍然大悟：练习翻译对初学写作者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文章一开头对比了普希金《青铜骑士》的两种译文：

（译文一）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译文二）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青铜骑士》

王小波说查良铮的译文（第一种）“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而后一位译者“准是东北人”，因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王小波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王道乾翻译的《情人》开头一段，被他誉为“文字功夫炉火纯青”。王小波说：

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

王道乾和《情人》

王小波指出了文学翻译对于推动现代汉语臻于成熟发挥的巨大作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最好的文字不在小说里，而在翻译里。最纯熟、最优美的现代汉语是在翻译中诞生的。当时的政治环境限制了创作的自由，作家们不得不转向较为“安全”的翻译；而翻译和创作的区别在于前者已经给定了作品的内容，所要做的只是用汉语按照原作的意思重新书写一遍。于是他们自然而然把全部的天赋与热情倾注到文字上，为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文字”。

于是，我决定把“文学翻译实践”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定位于文字的锤炼。当文字从纸面转移到屏幕后，“敬惜字纸”的遗风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特别是网络写作流行以来，动辄百万字的“大部头”，作者追求的是“日更”多少字来“喂饱”他们的读者，无暇在意文字的价值含量。文字的使用变得恣意放纵，许多网络文学作品犹如洪水泛滥、野草蔓生。我常常和MFA的同学们讲：“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代表了文明的飞跃，代表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令天地变色、鬼神动容。中国的汉字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当我们写下一个汉字时，其实是在动用一个经过数千年生长而形成的庞大复杂的意义网络，每个字都是这张网里的一点，点点相连，互相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连字成词，连词成句，既遵从这个意义网络的成法，又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它，或更趋醇熟或日渐散漫。如此想来，怎能不慎重一些，再慎重一些呢？！

仓颉造字图

翻译，于是提供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炼字”机会。在现成的内容框架里，不用考虑故事情节，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能力，把所有的注意力聚焦于文字。调遣词语，斟酌字句，尽可能忠实、流畅地传达原义。

经过这几年的教学，我发现同学们的表现往往呈现两个极端：一是译得太“硬”，只注意字面的忠实，而不顾及汉语表达的流畅性。整篇译文充斥着各种“欧化汉语”，最典型的就是把原文中的从句原封不动地译成冗长的修饰语，中间用若干“的”来分隔，读起来倒有几分鲁迅译文的风味（不过鲁迅那时的书面白话本不成熟，况且他是刻意用“硬译”来改造汉语语法）。这说明译者的汉语组织能力不过关，无法用自然、流利的汉语表达规定的意思。

还有一些学员则相反，他们不加节制地意译，将原本平实的文字译得文采斐然。这类学员往往特别热爱创作，也有一些创作经历，翻译对他们来说就像戴着枷锁跳舞，实在勉为其难。他们仿佛按耐不住创作的冲动，在译者和作者两种身份间游走，有意无意地越过翻译和创作的边界。在我看来，这样的译者也没有足够好的汉语能力，因为他们同样无法用汉语恰如其分地表达原文的意思，只不过是在忠实和流畅之间放弃前者而选择了后者。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因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饱受非议，但他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说中国译者最大的问题不是外语不好，而是母语不够好。无论译者还是作家，最应重视的就是汉语素养，这一点却常常被我们忽视。

用翻译练习汉语有一个条件，就是尽可能降低原文的难度，亦即降低对译者外语能力的要求。否则译者连原文的意思都不明白，当然不可能用汉语表达清楚，以提高汉语能力为目的的翻译练习也就变成了英语学习。这也是我从失败的经验中总结出的教训。

作者：陶磊（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讲师）
编辑：宣晶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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