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吕梁山麓下的一座村庄,这几天牵动了许多文学爱好者的视线——新落成的“种子影院”和“新浪潮书店”向村民开放,现代摩登建筑和当地老工业产房比邻交错;40余名作家、诗人、批评家、建筑师,从全国汇聚于此,他们住在乡村,谈论乡村,展开一系列讲座、交流和对话……这一“非典型”乡村景象,却恰恰释放出信号:乡村书写有了新的可能。山西汾阳贾家庄前不久闭幕的首届吕梁文学季,聚焦“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主题,力求通过“返乡”和“书写”的互动,为现实实践提供思想资源与启示。
持续八天的文学季现场,阿来、格非、苏童、欧阳江河、贾樟柯等多位作家、电影人直言,随着乡村变革日益走向城乡交融发展阶段,乡村世界在新时代重焕生机和活力。前些年人们熟悉的是“进城打工潮”,而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返乡创业潮”兴起,一部分进城打工者重回故乡,或高频辗转城乡之间,另一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城里人也看准机遇转向乡村开发建设。作家能否敏锐捕捉到这种历史递变与现实情势,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写出乡村社会的新现实和新气象?
有学者提醒,与当前的火热现实生活相比,一些作品显得单薄和窄狭,仅仅沦为无力的“一声叹息”,或流于“空山”“留守”模式的套路化、标签式描摹,缺乏处理新经验、呼应新时代的能力。如果不能在更广阔社会背景下考量乡土经验,作家很容易就在转型期失去了最佳的观察和创作视角。
立足新经验的返乡书写,拼出有温度的中国乡村图景
从九年前《中国在梁庄》系列非虚构书写,到近年来《近乡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农村图景》等文学博士的“返乡笔记”,无一不是“爆款”,引发许多读者共鸣,激荡起绵延不绝的话题涟漪。
“这些有温度、有个性的返乡书写,发挥了文学最原始的力量:情感和真实。创作者没有对乡村大地上的新变化视而不见,主动建立起与现实的深刻关联。”阿来告诉记者,人口流动大背景下城乡社会剧烈变迁,横跨城乡两个区域、拥有多地生活经验的群体日益庞大,乡村不只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归来的地方。“以前写乡村,有个老办法是蹲点,在村庄采风几天,观察当地一些村民的言行举止、情感反应模式,创作就完事了。但今天的乡村,一村一个样。中国乡村形态和概念来到了十字路口,为文学记录时代变化带来巨大挑战。”他谈到,张口就来的“把酒话桑麻”或“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古典审美难以再现;眼下隔个三五年,乡村就很可能不是原来的样子,贾家庄就展示了乡村另一种可能的端倪。
如果说鲁迅和茅盾笔下的颓败乡村曾予人警醒,赵树理《三里湾》试图提供一种理想社会的远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很难再有整体性的乡村叙述。“今天整体性的中国乡村叙事,似乎已是不可能。而这其中的缝隙和参差,恰恰为乡村书写提供了巨大阐释空间。游走于城乡之间,才可能发现这种差异性。”中国新散文运动代表性作家之一张锐锋,18岁才离开乡村,“我们离开家乡后一直想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乡村深埋着巨大的认知结构,就像露出水面的石头,只能看到一角,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能量。”
因此,不同创作者基于鲜活个体或家族经验的温度书写,再现了各自的“一角”,从而拼出相对真实有活力的中国乡村图景。无论是阿来《机村史诗》以去中心化花瓣式故事框架再现藏族乡村群像,格非《望春风》书写近半个世纪的返乡之旅,还是葛水平《活水》将深藏大山不被世人所知的风景一一召唤出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唤起读者的阅读认同。
《活水》洋溢着山里人的大悲大喜、敢爱敢当,串起拉二胡、杀猪、做豆腐、打铁等日常图景,没有一味的戏剧化冲突或是刚硬的时代符号,村民们也不再是模糊的人物、类型化脸谱化角色,而是充满了生活质感。
“尽管没有办法提出固定结论,但我尽量用社会学方法,以人类学的眼光、文学的笔法,把我所看到的、理解到的人的那种转型期状况表达出来。”学者黄灯在梳理书写山村家族史时发现,婆家一家三代的命运变迁背后,触及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养老、医疗等命题,她不再拘泥于书本知识、概念、理论,而是向更为鲜活、广大、原初的生命体验开放,直击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生活现场。
诗人、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阳江河如是阐释:乡村不光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劳动和养育,同时也是一个理念,象征和寄寓。写作本身,反过来深深影响了作为理念、作为心灵沉淀的乡村。换句话说,不仅乡村的现实是什么,文学就写什么,这个决定论也可以奇迹般反转过来,文学怎么写,乡村或许就会怎么变。
跳出僵局,别让标签遮蔽了乡村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两三亿农业人口正在和将要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巨大社会变革,它推动和裹挟着极为复杂极为独特的人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者发一点浪漫主义幽情,下一些简单的道德或审美判断,这何其容易又何其轻浮。”评论家李敬泽认为,乡村书写需要眼光和范式的根本性调整。
面对广大农村的沧桑巨变,作家应看到,村庄有没落和困境,但也有困境中的转机和新生。直面乡村的历史脉动、发展路向,跳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二元框架,创作者需警惕“田园牧歌”式的浪漫美化投射,或是对乡村充满优越感的俯视,流于“挽歌式”缅怀叹息。
作家叶兆言说,单纯的怀旧不应成为简单的目的,或是停留在文化理论层面。一味无力缅怀或惆怅等固化情绪背后,映射出作家的麻木与惰性。在诗人、文学季工作坊导师之一谷禾看来,乡村既不意味着悲苦、凋敝、落伍,更不是工业文明车轮下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文明的伦理、秩序。
“贴标签是容易的,但往往也是单一的、主观的,作家需警惕以新的刻板印象遮蔽乡土社会的丰富性与可能性。”阿来说,当下城市和乡村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如果依然困在旧套路,对新变化、新事物视而不见,就无法跳出乡村写作模式化框框。
比如他写机村史诗系列时,要选几个乡村代表性物件,有人劝他写“磨坊”,但阿来觉得这无法呈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乡村与外界的互动,最后他选中“马车”“电话”“脱粒机”等“非典型意象”,“在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关系下,重塑城乡关系、以城乡良性互动为思考目标与视野,探索人们的生存变化、情感波动和命运走向,是乡村文学写作的一次再出发,也是打破近年模式化创作僵局的内在要求。”
诚如多年投身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学者潘家恩所说,“返乡”与“书写”的互动,既提醒我们思考文学如何获得真正有效的现实介入能力,也能促使作家学者在自省中有机会跳出书本和理论,重新发现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乡土社会。
作者:许旸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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