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为叶永青作品，右为克里斯蒂安·希尔文作品（比利时电视台制作的对比图）

专家指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起始阶段，模仿西方的确不可避免，这似乎是艺术发展一个绕不开的历史阶段。但是，通过模仿，中国当代艺术本来可以通往另一个方向，那便是走过模仿这个过程而建立起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体系，从而堂堂正正地行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成为一种外向型的艺术。但如果我们依然是随着别人走，赶纽约、赶威尼斯、赶各种双年展，那么前景仍将不容乐观

当代艺术家叶永青涉嫌长期抄袭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一事，前几天传来最新消息。西尔万基金会发布公告称：基金会和西尔万已授权律师代理对该事件的处理。

在此之前，该事件已经在艺术圈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近日，苏富比决定撤拍原计划于香港上拍的叶永青作品；知美术馆也发布声明称，取消仍在进行中的叶永青新作收藏，正式提出退款要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起艺术抄袭事件暴露出的，是当代艺术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所共同面临的尴尬处境。艺术评论家陈履生指出，中国当代艺术用短短十数年时间走过西方从“现代”到“当代”的百年发展历程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相应的理论体系与评价标准，从而孤悬于中国文化系统之外。摆脱对于西方的依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当务之急。

从创作、收藏到整体样貌，都被西方牵着鼻子走

不可否认，当代艺术是舶来品。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是走了一条“向西看”的路。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艺术猛然间与席卷欧美已久的现当代艺术热潮撞个满怀，很快便被推向革新的洪流之中。知名艺术评论家高名潞曾评价，这个阶段艺术实践的主导倾向是拿来主义。几乎西方现代包括部分后现代诸流派的样式、手法均蜂拥而至，在中国艺术圈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这种外来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创作形式，同时也体现在市场上。上世纪90年代起，以盖伊·尤伦斯夫妇、乌里·希克为代表的大批西方收藏家前赴后继地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进行大规模收购，在市场行为的主导下，中国当代艺术像是更进一步被西方牵着鼻子走。

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的所谓新貌其实不是文化自觉带来的。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马琳告诉记者，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其内在的生长逻辑，“从杜尚到超现实主义到博伊斯，创作和理论是相互推动的，从而构成了当代艺术史发展的一条线索。这种逻辑恰恰是中国当代艺术所缺失的。”

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当代艺术过于依赖西方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自己的理论根基与批评体系。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当代艺术往前走的“顽疾”。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执行自己的艺术行为，在西方的规则中寻找发展的方向，并且寻求西方的认同。陈履生这样描述中国当代艺术图景：“很多艺术家像赶集似的奋战在各种国外的双年展中，寻求接纳，积极表现。同时，通过商业代理人而介入市场之中，通过与艺术无关的市场手段而获得一定的身份地位。这些人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艺术的问题，更别提担起一种社会责任来发展中国当代的艺术。因此，出现抄袭是早晚的事情。抄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商业对于艺术的影响。”

专家指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起始阶段，模仿西方当代艺术的确不可避免，这似乎是艺术发展一个绕不开的历史阶段。但是，通过模仿，中国当代艺术本来可以通往另一个方向，那便是走过模仿这个过程而建立起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体系，从而堂堂正正地行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成为一种外向型的艺术，那么今天类似叶永青这样的事件也就不可能出现。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只能从文化的基因上来探讨自身的出路，在世界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或者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主导世界当代艺术的发展。如果我们依然是随着别人走，赶纽约、赶威尼斯、赶各种双年展，那么前景仍将不容乐观。

真正能够引导话语权的作品只会在沉淀中产生。马琳以艺术家杜尚为例：他在生前的知名度远远不及今天，是1970年代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为他确立了艺术史上的定位。在马琳看来，今天的当代艺术家们与其急匆匆地批量生产或是进入市场，倒不如潜心创作、琢磨创新，时间自会给出评判。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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