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大的特点是新，是创新。不要与其他城市比老，你有几千年，别人有一万年。比老比不过人家，比新则上海一骑绝尘。”日前，知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亮相建投书局举行讲座。他聚焦“城中城”主题，从历史学角度对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展开梳理，看新型城市在上海如何产生，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产生的融合与变化。

作为建投书局“JIC讲堂”文明系列的首讲，周振鹤在讲座过程中，利用《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深入探讨了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功能转化，以上海为基点，生动阐释了现代化过程中文明的构建史。他谈到，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不止于一个地方性城市。“作为一座城市，上海形成和发展于19世纪中叶，与中国的近代化是同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城市难以匹敌的。”

嘉庆《上海县志》所载上海县城图

回头看历史，“上海”这个词出现得非常晚，现在能够查到的，就是北宋初期1023年，才有上海这个词。周振鹤说，《宋会要》记载了北宋政府在嘉兴设置了包括青龙务、华亭务和上海务等在内的17个盐酒专卖机构。“从中我们得知，在北宋天圣元年时，就有上海这个聚落存在了，可以在这里收税，这是关于上海最早的记录。”

他谈到，在靖康之难后中国发生第三次由北到南的移民大浪潮，过去江南人比较少，经过三次大移民，江南人口多了起来。至南宋末年，上海人多到要设镇，这标志着上海城市初步形成。建镇以后，上海迅速聚拢起人气，商业繁荣使得它成为华亭县东北方的大镇。1290年松江府知府认为华亭县人口很多，有必须要分设一个新县，次年元朝政府批准上海这个地方设县，到1292年上海县就正式从华亭划出来了。

到嘉庆年间，因为上海的地理优点，航运发达，当时有“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称。上海位处两个“丁”字型的交汇处：一是海岸和长江组成的“丁”字，长江入海，上海就在“丁”字口上；二是长江与黄浦江组成的“丁”字。“地大物博谈不上，但是作为海运和江运重要港口，上海的确很重要。”周振鹤说，过去西洋人来到上海转一圈，回去写书，把上海的过去称作小渔村，来彰显他们到上海来引起上海的变化，其实也不然，上海从来不是一个小渔村。

在周振鹤看来，从上海务、上海镇到上海县，整个上海走过一条和中国其他县城发展道路相同的经历，慢慢发展。而上海发生突变，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开埠。“城市形态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城外有城，这一点非常重要。1843年，英美法诸国在上海县城北面设起租界，城外之城所呈现的就是全新近代化城市的形态。这个形态在我国过去任何一个地方从未出现过。”

他说，这种上海城市形态的转型，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繁华地带由上海老城厢及城外的东南，转至城市的北郊和西郊；另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的生活方式由纯粹的中式转向中西合璧，以至某些方面完全西化。

此后，上海繁华地区不但从1840年代发生了转移，而且新型繁华地带面积远远超过传统地带的规模，成为全中国最大的新型繁华地域。

自1999年主编出版了《上海历史地图集》后，周振鹤一直致力于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的研究，希望借助道契（地契）等新出资料，做一本新编上海历史地图集，重绘上海的街巷里弄。他还担任了去年底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主编。最近，周振鹤所著的三部随笔集《行不由径》《中人白话》《藏书不乐》最近由东方出版社推出，吐露了他治学为人的点滴心得。

爱书成癖的周振鹤，是业界公认的“藏书家”。不过他在书中自谦道：“买书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行为，但过多买书，不停买书，明知道没时间读还要买，我承认是有些病态。但这个病好不了，没办法治。尤其是对那些难得的旧书，即使自己没时间看，也要先买下来，让学生看，让后人看，否则真对不起那本书来到世上了。”在他看来，书不但是拿来用的，还是拿来当宝的，多少好书就是因为有识者买到才得以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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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伲”比“阿拉”更正宗

文/周振鹤

现在全国都知道阿拉上海人，上海人当然也以为用“阿拉”来表示“我们”这个意思，是上海人最正宗的说法。至于用“我伲”来表示“我们”，那是乡下人的说法，当然不正宗。可是要知道，直到19世纪末，上海话里也还根本没有“阿拉”的地位，上海城里人都是讲“我伲”的。要到20世纪“阿拉”才因宁波人的大量到来而流行于上海。这一点从百多年前出版的《圣教新报》可以看出来。

该报完全使用上海方言，创刊于1895年，到1898年还在发行。这是一份难得的方言文献。百多年前还没有唱片或录音带，不能记下当时市民的语言，用方言撰写的文献也很少，即使有也只是一些小说，而且这些小说也只是对白用方言，叙事时还是用官话。因此一份全用上海方言出版的报纸就是弥足珍贵的语言资料。当时的基督教为了传教的需要，不得不使用上海方言以吸引众多文化层次较低的信徒，因此花了不少力气来办这份报纸，甚至连转载《申报》的文章也要翻译成上海话。

虽然该报的作用在于宗教方面，但客观上却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方言文献，以至我们可以借此研究百年以前上海方言的面目，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实证材料。

从这份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于我、你、他与我们、他们的这些人称代词，在一百年前的上海分别用伲（或我）、侬、伊与我伲、伊拉来表示，一点也没有“阿拉”的影子。可见“阿拉”在上海的流行还不到百年时间。待到“阿拉”流行开了以后，“我伲”就在市区逐渐消失，退居到郊区去了。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从该报还可发现，当时的某些常用语，今天已经不用，如“白话”是说话、聊天的意思：“平常日间要搭人白话，偏生无人来话。”现在，这个词已被“讲闲话”所代替。再如，“勿曾”这个词现在也用得少了，只用“呒没”来统括没有与还没有两种意思，而“勿曾”在过去仅表示“还没有”，与只表示“没有”的“呒没”是有区别的。还有些变化是属于语法方面的，如过去的上海话普遍把副词放在动词之后，如满快了、死快了。但现在这一句式也用得少了，只有“死快了”一语还在普遍使用，而“满快了”已渐渐被“快满了”的说法所取代，这是方言向普通话不断靠拢的通常结果。《圣教新报》因为是小报，而且以单张的形式出现，不容易保存，因此好像不见有任何公共图书馆入藏，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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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大众文化生活的选择，建投书局还策划主办了多品类文化思想活动，有聚焦海派文化思想的“建投读书会 ”，传播公众美学教育的“建投书局艺术季”，推广城市文化微旅行的“从书店出发阅读城市计划”等，汇聚数百位人文社科、商业科技、艺术美学、生活创意等领域名家学者，以讲座、沙龙、展览、演出、文化旅行等形式展开。

文汇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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