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选入书体兼顾篆、隶、楷诸种风格，堪称欣赏和探究近代书学的绝佳范本。

由张元济等书丹，卢康华编的《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书中选入书体兼顾篆、隶、楷诸种风格，不仅是研究近代人物、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也是欣赏和探究近代书学的绝佳范本。编者卢康华为西泠印社社员、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生，师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名家王水照先生。

吴大澂撰文并书丹《大义桥黄氏义庄记》

《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第一辑入选碑刻拓本五种，分别是郭嵩焘撰文，杨守敬书丹《王柏心墓志铭》（1889年）；吴大澂撰文并书丹，唐仁斋刻石《大义桥黄氏义庄记》（1891年）；端方撰文、篆盖并书丹，唐文杰（仁斋）刻石《万中立墓志铭》（1907年）；陈三立撰文，罗振玉书丹并篆额，谭泽闿填年月日《文翰骅墓表》（1931年）；金兆蕃撰文，张元济书丹，邓邦述篆盖，黄慰萱刻石《钱绍桢墓志铭》（1931年）。此五种是卢康华从多年搜集的近代碑刻文献中精心选择的稀见善拓，皆出自名家之手，且多为文集未收的佚作，或文集虽已收而异文颇多者，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碑刻时间涵盖辛亥革命前后时期，文体包括丧葬类的墓志（碑在地下）、墓表（碑在地上）及非丧葬类的义庄记，人物涉及学者王柏心、金石学家万中立、政治家钱绍桢、慈善家黄公望后人黄秋涛等。

郭嵩焘撰文，杨守敬书丹《王柏心墓志铭》

值得一提的是，该辑收入张元济书丹墓志一种，一寸见方小端楷，沉厚庄严，秀逸劲挺，笔笔精到。张元济墨迹所见多为行草信札、公文等，即对联、中堂等作，亦多信手而书，给人墨气淋漓、老辣苍茫之感，呈现的是另一种风格。而此志工楷，静穆端庄，可以代表张元济全神贯注精心结撰的水准，令人叹为观止。此拓本的影印出版，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而真切地感受张元济的书法艺术与背后的人格魅力。

金兆蕃撰文，张元济书丹《钱绍桢墓志铭》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他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他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于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在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并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作出很大贡献。张元济还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他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碑刻文化传统，褒功颂德，树碑立传，勒铭著行，永托贞石。这些碑刻，不仅直观呈现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同时也因碑刻文本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成为历史文献的重要载体。”卢康华告诉文汇记者，中国碑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近代仍蔚然成风，名家名刻迭出不穷。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碑刻文献与艺术可谓中国碑刻文化传统的“回光返照期”——既迸射出灿烂的光芒，却又无可奈何地日趋黯淡乃至消亡。“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从根基上动摇了碑刻文化的传承脉络。虽然现代中国仍多有树碑刻字的行为举动，乃至近些年一度呈现勃然重兴的势头，但从文章火候、书法水准到镌刻工艺诸端，皆已与传统断裂，元气难复。”

端方撰文并书丹《万中立墓志铭》

有鉴于此，学者认为近代碑刻作为中国千年碑刻传统的最后辉煌时段，值得专业研究者与广大读者予以格外重视，让这些尚未被真正经典化的近代碑刻文献，成为接续汉魏隋唐名碑巨作的后起典范。而《近代稀见碑刻史料丛刊》即是朝这一学术目标迈进的小小一步。

作者：姜方

编辑：姜方

图片：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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