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旸

仿若一枚硬币的两面，著名作家王安忆最新中篇小说集　《红豆生南国》、最新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同步面世，讲稿集《小说与我》本月底即将亮相。三者构成了一种巧妙“互文”———虚构文本的创作动因，能从王安忆的非虚构讲述里一窥心路;而那些有关小说美学的思考，也能重返到小说集里寻到印证。

《红豆生南国》集结了王安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仙缘与尘缘》围绕旅行、世情、读书、忆旧等主题分为四辑，日前均由上海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小说与我》　则悉数收入王安忆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短期客座期间公开课的讲稿，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除了职业小说家，王安忆还有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创意写作课程。她在新书中与学子们推心置腹，“小说既是以生活为样本，同时又要挣脱约束，创作一个新生活，于是就关系到如何采纳原生材料，又如何规划蓝图。简单说，就是那一句大俗话:写什么。”多年专注于小说创作的王安忆，似乎“心有余悸”地向学生们提出忠告:“这句话虽听起来很陈旧，可是一旦决定写作，‘写什么’便扑面而来，仿佛千年魔咒。”

开设小说课堂，至今意犹未尽

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几年后她开始招收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传授创作经验与技巧，与学子们探讨小说的逻辑。“每年开设小说课堂，至今意犹未尽，非出于知识更新，教学精进，倒是相反，有些问题初学者和老手都要一直面对。”

王安忆对一些尚还稚嫩的学生习作如数家珍。有的学生作业糟糕，她坦诚相告:“勉强及格”“追随得很笨拙”;要是有学生写得有模有样，她也不掩饰挖到璞玉的欣喜，评语里不乏“故事成型了”“尊重故事和听众之间的逻辑”等。

王安忆也毫不讳言“真正的写作是无法教和学的”，为何仍有志于教授写作?王安忆直言，小说课堂更多的是施加某种影响，让学生们对文学建立起信任和亲近。“它能开拓一个机会，使人从现实存在中，窥见虚拟的空间。我从没有期待课堂上诞生一个作家。”

课堂上不少时间，王安忆和听课的学生都纠缠于“写什么”“怎么写”，王安忆的建议是:写作自始至终都风险重重，但事情必须开始，然后再论成败。“写作人都有一种潜在的妄想，就是企图以虚构修正经验，可是，为强调合理性，又要以经验证明和检验虚构的逻辑。写作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肺，一方面是揭伤疤，另一方面又是救赎。”在她看来，文学的问题很简单，同时很顽固，具体到学生的作业，就是一连串提问。比如，小说里的自身经验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　辐射的半径是长还是短?　从主体转化为客体的价值高还是低?表现完整还是不够完整?

下笔如绣花，针脚绵密繁复

课上的理论，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实践。回过头看王安忆小说集　《红豆生南国》，书中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香港、上海和纽约，讲述了都市移民的故事。王安忆沉迷世间万象:“我对世俗、生活的外象有着特殊的热情，那些看似无聊的、为了争财产的各色故事里，总会有活生生的人在。而写实主义的支撑，正是以生活为基础。”

也有学者评价，小说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下笔有如绣花，其针脚绵密繁复的讲述方式“十分王安忆”，但读她小说最痛苦和最享受的地方都在于喘不过气的细节。

比如《红豆生南国》讲述了男孩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妻子、生母、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欠债人。《向西，向西，向南》讲述了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移民海外的故事。到了《乡关处处》，王安忆一支笔探入她熟悉的上海巷弄，月娥辗转于城乡，不论是快速融入城市做钟点工，抑或年节时回乡探亲，她都将生活过得踏实而欢腾。

《红楼梦》是本天书，中国小说因它而更神圣

除了写小说，王安忆也有着惊人的阅读“吞吐量”，热爱戏剧、艺术。她尤其偏爱《红楼梦》，“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世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

写《浮生六记》的阅读笔记，王安忆也不忘将芸娘与黛玉相比。她分析说，《红楼梦》　通篇都未写及黛玉外貌细节，只“似蹙未蹙”，宝玉当即给一个字:“颦”。汉字“蹙”也是个含蓄的概念，且又“似蹙未蹙”，有无之间，微妙不可言，哪有芸娘“微露两齿”生动，跃然眼前，就是熙攘人世，你我他中间的一个。

王安忆还记得，她母亲最爱提及越剧《红楼梦》黛玉焚稿的两句唱词:“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和笔墨结下骨肉亲。”她追忆道，当母亲伏在缝纫机上，一脚一脚踩着踏板，针嚓嚓走过布料，留下一行行线脚，就仿佛笔下生出一行行文字。“这两项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类似禅修时的数珠，无论是死寂还是生寂，总之，安静，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