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婷

收录上海图书馆馆藏160余种金石拓本的　《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　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金石小品的传拓与收藏，是乾嘉以后金石文化兴盛的一个标志。该书所收的金石拓片主要作于道光至民国初年。从历史来看，这是金石学最后的巅峰期。本书收录的金石拓片留下了大量前人的藏印与题跋，它们相当于当年金石文化“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隐藏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

著名的井栏形曼生壶，源自一个美好的愿望

该书的作者仲威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从事金石拓片研究多年。此次出版的这些金石拓片，都是经他之手从碑帖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其中，一幅　《曼生壶拓本》卷轴颇为吸引眼球。在我国的紫砂壶制作史上，曼生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创作者陈曼生而得名。陈曼生，即陈鸿寿，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嘉庆十六年　(1811年)　至二十一年　(1816年)，陈曼生出任溧阳知县期间，因其官邸与紫砂壶故乡——宜兴丁蜀镇距离较近，故能经常客串紫砂壶的设计和制造，并将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融合起来，后世称之为“曼生壶”。

据记载，曼生壶传世无几，以井栏形为最佳。而此次收入书中的拓片显示：这把曼生壶壶身造型确是井栏形。为何陈曼生对井栏情有独钟？　此把曼生壶所师法的井栏在何处？《曼生壶拓本》　卷轴上的吴昌硕题记给出了答案：原来，这与陈曼生的仕途经历有关。陈曼生出任溧阳知县期间，江南大旱、江湖枯竭断流，给上任三年的他出了大难题，曼生壶中的井栏造型，应与“求水”有关，表现出一种地方官对民生的焦虑和祝愿。此把“曼生壶”所师法的井栏至今尚存，而且还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井栏——元和六年沙门澄观所造井栏，井口内径86厘米，栏高54厘米，井栏外壁刻有铭文21行91字，至今依然清晰可辨，现存江苏溧阳凤凰公园。

一段题记，还原罗瘿公、程砚秋二人师生情

《程砚秋画像题刻拓片》卷轴中央的题记，则还原了一段上世纪初文艺界大腕间的交往史，涉及的人物有罗瘿公、徐悲鸿、程砚秋、梅兰芳等。题记是康有为弟子罗瘿公楷书撰写的，勾画了年少的程砚秋在罗瘿公心中的形象：1916年，罗瘿公见到了年仅12岁的程砚秋登台表演，感叹是难得的京剧人才。此后程砚秋进入青春期，出现变声“倒嗓”，但无奈仍要为师父荣蝶仙出场演戏，眼看其艺术生命就要毁于一旦，罗瘿公遂筹款将其赎出师门，并助其拜入梅兰芳门下，还亲自教程砚秋识字、读诗、练习书法。两年后的1918年12月，罗瘿公还特意安排徐悲鸿为梅兰芳、程砚秋师徒二人画像，以示其对京剧艺人的敬重。当年，徐悲鸿为梅兰芳作　《天女散花图》，罗瘿公在画上题记曰：“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可驻颜。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为程砚秋所绘的则是　《武家坡戏装画像》，罗瘿公亦留下题记，也就是本次收录《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一书中的题记。

当年罗瘿公提携程砚秋可谓不遗余力，除为其赎身、助其拜师及捧场之外，还专门为程砚秋编写《青霜剑》《金锁记》等12个脍炙人口的剧本。1924年罗瘿公去世，其后事则由程砚秋料理。据说罗瘿公生前希望墓碑由著名诗人陈散原书写，还留下遗言不许将其生平官职写入墓志铭，只写“诗人罗瘿公之墓”七字。于是程砚秋登门求字，并酬以润笔费五百金，陈散原被罗程二人的师生情谊打动，拒收润笔费，还赠诗一首以颂罗、程二人的深厚情谊。日后，程砚秋功成名就，时常发出“程有今日，罗当首功”的慨叹。

清代金石学有多兴盛——

一张116年前的合照泄露天机

《评权图》拍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六日，地点在湖北巡抚端方的武昌官邸。画面上，端方端坐在太师椅上，旁边，4位好友与幕僚围着一张木桌依次站立，木桌上放置着大小不一的秦权数枚。(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李婷)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门学问，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更是进入鼎盛期，究竟有多兴盛？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张116年前晚清著名收藏家端方和他的金石藏品的合照，是一个真实写照。

照片上，端方端坐在太师椅上，4位好友与幕僚围着一张木桌依次站立，木桌上放置着大小不一的秦权数枚。所谓秦权，即秦始皇为统一全国衡制而颁发的标准衡器，相当于后世的秤锤，大多为铜质、铁质，偶为陶质。秦权上面刻有秦始皇或秦二世的诏书，因此备受后世金石藏家的追捧。据史料记载，端方对秦权情有独钟，一生共藏有各式秦权48枚。根据照片四周的题记，当时端方新购得两枚秦权，这两枚秦权堪称“巨无霸”，各自重达53斤，一枚铁权一枚铜权，分别位于照片

中木桌的最左侧和最右侧。金石研究专家仲威告诉记者，这两枚秦权旧时皆为著名金石学家吴大徵所藏，甲午战争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徵遭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光绪辛丑年(1901年)，贫病交加的吴大徵将其转让给端方。购得这两枚秦权后，端方如获至宝，邀来好友和幕僚一同品评，并请专人拍摄照片，照片的名字就叫《评权图》。

当时，照相技术传入国内没多久，端方怎样会想到跟藏品合照？原来，端方是一个摄影发烧友，生前拍摄了大量文物照片，还意外成为史上最早因“偷拍事件”而落马的政府大员。1909年11月，正值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身为直隶总督的端方，特意安排了天津福升照相馆的几位摄影师进行实况追踪，但老式的、冒烟照相机的抓拍，令满朝官员不胜骇异。最终，因“偷照御容、故意亵渎”的罪名，端方成了“最短命”的直隶总督。端方虽然尝到了摄影苦果，但他超前的文物思想与纪实行为，为后人留下了大

量珍贵的影像史料。

除了和秦权拍摄合照，端方还为这两枚秦权“巨无霸”制作全形拓本。铜权拓本传世较多，上海图书馆便藏有十余件，均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期间端方拓赠幕僚和金石挚友所制，这些拓片拓法各式各样，名家题记丰富多彩。其中一件铜权全形拓，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端方拓赠给同僚李翰芬的，上面有端方题跋，另有近代篆刻家、考古家褚德彝的题记。此件铜秦权归藏端方时，褚德彝恰逢在端方幕中，作为见证者，褚德彝的此段题记显得尤为珍贵。铁权拓本则比较少，最值得介绍的是“李葆恂藏本”，该本正中央为秦铁权全形拓一枚，铭文在鼻钮下，为绿墨拓，权体为墨拓。四周名家题跋累累，存有端方、黄君复、费念慈、程颂万、钱葆青、杨钟羲等人题记观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