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艺用陕西话演《白鹿原》，瞬间把京沪观众带回了关中平原上。那生冷倔强的方言，和像从骨子里亮出来的华阴老腔，并不是一道刻意、陌生而猎奇的景观效果，它就像那从白鹿原的冬天里匍匐而出的小蓟(《白鹿原》小说中一种陕西平原上的植物)，生动地、充满力量地钉在文坛巨擘、陕西作家陈忠实的乡土书写里。这版是深深打动作家陈忠实的改编，“我把我的小说和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

近日，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在上海的3场巡演场场火爆，陈村、王安忆等文学界大咖也纷纷前往观看。有圈内人感叹，“很少看到一台话剧的能量能够撑满文化广场那么大的剧场。它增强了我对中国话剧的信心，足够优秀的中国原创，又何惧那些国外来的大牌。”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白鹿原》叙事时间跨度之大，人物之多，情节之密集，思想之丰富，对每一次改编都构成不小的挑战。近3个小时的舞台容量，能够表达清楚50万字原著的精魂所在吗？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看来，这版话剧不仅继承了原著的“史诗品格”，还成功地超越了作为小说的“影子”。

当今天的观众越来越将经典视作智慧的成年礼，话剧舞台就更离不开有分量的作品支撑与回应，戏剧剧本本身具有独立性。“我们既用文学名著舞台化的方法保留住经典，同时也需要舞台对小说的精神重新梳理，并且做出现代性的思考，它们彼此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罗怀臻认为，此次话剧《白鹿原》的成功，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和民族精神的表达，积累了新的经验。

在小说《白鹿原》精深的文学文本中找到精魂

如何面对一场博大精深的书写？《白鹿原》铺写了渭河平原半个世纪的斗转星移。但原著呈现的密度之高，层次之深，又何尝不是对频频凝视着的改编者的一种“眼花缭乱”的诱惑。所谓各花入各眼，在20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改编中，有人倾心于黑娃与田小娥充满原始力量的情爱，有人将其中的女性角色视作滋养罪恶的阴性容器，在一个父权社会中，女人的娇美注定难以逃离被烈火燃烧殆尽的命运。还有更大胆的改编，甚至将白鹿原的两大家族之一的鹿家戏份全部拿掉，单表一枝。

这一版的改编直面了小说的复杂性，罗怀臻说：“剧作家不是技巧性地去改编，而是带有冲动地去完成一次生命介入。”

《白鹿原》之“重”在于以白嘉轩、鹿子霖作为经络人物，以他们分别代表的白鹿两家的世代恩怨故事，阐释白鹿原上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命运。而隐藏在背后的另一组重要冲突，是维系传统农耕社会的乡绅文明，以及以血亲族亲为纽带的家族文明，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与观念的破坏性冲击。无论是放大白嘉轩和鹿子霖对世族权力的争夺，还是他们的子女们以新派思想对固有的、强硬的“父亲权力”发生的对抗，可以发现，陈忠实为乡土中国“立传”的同时，他的内心既开阔，博大，但又附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那是乡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的阵痛，那是价值观转换中产生的是非的模糊。

罗怀臻认为，乡绅文明不是农耕文明里的伊甸园和理想国，它充满了附着在土地上的权谋和恩怨情仇，那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的象征。因为真实记录了世道人心，《白鹿原》所描绘的中原文明的人格图谱，才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力量。重要的是，在陕西人艺所使用的、由剧作家孟冰创作的《白鹿原》剧本中，这两组重要的关系都没有被丢弃，这才有了今天这一次荡气回肠的改编。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乡村画卷，是“濨水河畔飘飘扬扬的柳絮，原坡上绿莹莹的麦苗”，是农民烟枪里“黄亮绵软的烟丝”，是朱先生在“红红的日头下穿泥屐打过麦场”的奇妙场景。而陕西人艺的《白鹿原》是属于夜幕的黑，它排除了一切有可能对“高度浓缩”产生干扰的颜色，无边的暗色滋养又包裹着不可说的欲望、不堪、恩怨、私情，如暴风雨前一般的平静，等待着激变的爆发。它只留下了黑色、灰色和蓝色的混杂，以及一个不安分的、带有神秘主义的“白色”。

故事巧妙地以白嘉轩“巧取风水地”开篇，首先带来白鹿的吉兆。那是雪白的神鹿是对土地神灵化的象征，是一个代表唯美主义的神秘的意象。民间乡野中的神秘“力量”更使得上半场的高潮部分产生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鹿三在田小娥死后被附身，田小娥被镇压的骨灰化成莹莹蝴蝶，再伴上一声“渭水波浪的涛声”一般的华阴老腔，灯已经暗灭，但观众的心灵还久久不能从遥远的关中往事回到现实……

忘记明星，方言版话剧让观众看到真正的生活

10年前，北京人艺创排的《白鹿原》使用的也是孟冰的剧本。今天，两版《白鹿原》难免被拿来互相比较，经过十载沉淀，修改后的剧本没有了过去的张扬与狂烈，而是多了几分冷静与浓郁。这一次，他摒弃了一切“外来者”视角中的白鹿原。比如对老腔的重新处理足可见他对艺术表达的成熟理解。这个印刻着关中肤色的传统民间艺术，在陈忠实的心里是“骤雨拍击无边秋禾的啸响”，它在《白鹿原》过去的舞台上，属于外边人看里边人的新鲜，就像是把老腔艺人请上舞台，十足的风情化但也成了猎奇的东西。今天，陕西人艺版呈现老腔不是单单作一声吼，经过重新设计后，老腔成了整部话剧中重要组成。

的确，它很“土”，却土得那么地自然生动，而不再是嫁接在剧场里的声音景观。

华阴老腔，牌楼、祠堂，陕西方言，乃至村民脸上、衣服上的风尘仆仆，都关联着整个故事的完成度，而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叠加与运用。原上的村民在扮演局中人的同时又担任旁白，在叙述中高浓度、快速地推进剧情发展，犹如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设计。高悬着的“仁义白鹿村”的匾额如风中的寒蝉，在每一次冲突发生时摇摇欲坠。布景道具均经过精心的设计，那是具有现代感的视觉审美，是“写意的实景”，或者说“用物质完成写意”产生的凝练与精粹，是淘洗过的审美。而对陕西方言的使用，更使《白鹿原》超越了地方戏的局限。

“方言不是噱头，也不是猎奇，而是这部话剧表现的必须。”罗怀臻认为，在话剧中使用方言不是为了刻意“寻找”地域感，而是地域感本身太充沛了以至于不得不那么表达。地方方言上的差异，带来的语言趣味与审美距离就像“抖包袱”，不仅不会影响观众去理解，反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从这点上看，《白鹿原》真正做到了剧场观众的全覆盖。

语言有时和情感的表达、文化是链接在一体的。“就像中国观众观赏歌剧，永远不能像意大利观众那样看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观赏的不仅仅是表演，同时也是生活。”罗怀臻说：“人们看这一版《白鹿原》时甚至一点儿不期待明星出现。因为我们真真实实看到的是一群人物，看到我们民族的历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