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由阿来编剧的影片《西藏天空》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阿来不算是高产作家，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小说《尘埃落定》。2000年，41岁的他凭借这部小说，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随后他的《空山》《格萨尔王》均以家乡为背景，以不同的时空维度和视角，让我们对藏地文化有了真实而丰富的感受。近日，阿来出版了新作小说集《蘑菇圈》，共由《蘑菇圈》《三只虫草》两部中篇小说组成。小说集聚焦当下社会，分别围绕松茸和虫草两种珍稀食材展开故事。从过往描写土司家族跨越到以当下的“松茸虫草热”为触发点，反映出保护生态的深刻现实主题，阿来的文学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阿来将在这两个故事当中传递什么？

嘉宾：阿来

四川省作协主席 茅盾文学奖得主

采访：黄启哲 本报记者

“盲目的消费主义崇拜是另一种腐败”

记者：从《尘埃落定》到《空山》，过去你擅长在小说中以西藏传统的家族为线索展开故事。而这两部中篇小说新作为什么选择当下“火热”的松茸和虫草作为故事的“主角”？

阿来：近些年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日渐受到关注。然而从普通百姓到知识界，很少从乡村本身出发去关心乡村。如今乡村引起外界关注，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地独特的人文资源或自然风景；二是当地能出产的珍稀的物产，尤其是与吃相关的物产。在消费主义至上的潮流下，都市人对松茸、虫草这样的野生食材趋之若鹜，也引发乡村两个层面的变化，一个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取用，另一个是人的心境变化。

更进一步，如果说农作物还是大家的必需，但是像虫草这样的药材则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虽然虫草被证实有一定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但作为药材它是有替代品的。可是目前仅仅是因为过度的炒作远远超出它的实际营养价值，成为一种奢侈品。

其实健康食品，不单单只是纯天然、无农药的健康食品，这些食品的生长地也不应距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否则不管是运输、保存还是人力成本都将产生过多的碳排放量，影响到生态环境。而像虫草这样珍稀的食材，其消耗的碳排放量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标准，从这个角度讲，过度消费对自然环境又是一层破坏和伤害。

记者：除了对自然的破坏和过度消耗，你也提到人的心境变化。两个故事里的主人公，阿妈斯炯和小男孩桑吉，分处两个时代。面对松茸和虫草的态度，虽都含有对自然的敬畏，可是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阿妈斯炯采摘松茸不会一次采光，总会为周围的动物留出一部分长得特别好的作为食物，甚至在采摘完还要和松茸说说话，把它们当做自然的馈赠。而桑吉喜欢把虫草的数量换算成各种商品的价格，并以此衡量可以为亲朋购买什么样的物品。在这一点上，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两代乡村人观念的某种变迁？

阿来：阿妈斯炯作为上一个时代的人，背负的传统道德感比较强，对于蘑菇圈有守护的使命感。所以面对社会变迁和新的变革，她的第一反应是抗拒。而桑吉作为一个少年，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同时也在顺应社会的变化，对于来自城市的新生事物和背后的消费观念是没有抗拒的。乡村过去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地区，城市化进程主导了它们这些年的变迁。如果说我过去的小说《空山》倾向于讨论改革开放前的事情。那么现在这两篇小说主要讨论的是市场经济对于乡村的影响。而小说中人物的态度变化或多或少代表了我周遭老乡们的经历。比如对于“丰收”的认识。如果说过去的“丰收”是指风调雨顺，作物自然成熟，产量大质量好，那么现在光是看自然条件不够，真正的“丰收”还受制于当年的市场价格变化。

“如今文化界面临选择有两个，建构奇观或是呈现真实”

记者：你的上一部作品《瞻对》中，首次以非虚构的形式，梳理了一个康巴地区部落的两百年历史。完成创作后，你曾说过一席话，“写一本新书，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里子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索性又钻到旧书堆里，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只不过主角们化了时髦的现代妆，还用旧套路在舞台上表演着。”然而这一次，你又转向当代题材的写作之中。对你而言，如何看待创作题材当代的“新”与历史的“旧”？

阿来：我过去的作品几乎都在写过去的事。然而，写作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为封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对传奇故事巨细靡遗的反映，甚至以现代人的身份逃到历史中去作津津有味的宫斗之类的陈腐生活与趣味的构建，这不是文学的责任。在我来说，以历史为对象的写作，是因为意识到在我们生活的当下，有一些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梳理过去的来龙去脉，是为了寻求当下问题的答案。而我回到当代的写作，同样是因为发现了当下社会一些亟待关注的问题，所以才想到可以从生态入手，以那些被过度消费的乡村物产为主题写一组小说。写完虫草的故事后，我意识到松茸也可以写，而这两篇完成后，我又开始创作崖柏手串为主题的小说。它们同属一个生态母题，却又在故事中可以涉及各种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

记者：两部中篇小说，确实还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三只虫草》中，反腐大潮也打向“虫草行贿”；还有阿妈斯炯一生保护自己的蘑菇圈没被人发现破坏，却最终被GPS定了位，充满荒诞却也不失合理。

阿来：涉及到这么多内容，不单是为了突出当代感，而是尽可能地呈现乡村社会的真实。如今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面临选择有两个，一是去建构奇观，制造物质的想象，为利益盘算；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一些被误读的地区和文化进行去魅。就好像《三只虫草》的故事里，一方面城市的消费观念带给乡村诸多冲击，但是同时也为他们开启了知识之门。少年桑吉虽然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逃课去挖虫草，却也热爱读书，对一套《百科全书》念念不忘，这也暗示了他的两种选择，继续挖虫草，或者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每次去山里寻访，我会从不同人那里了解当地的状况”

记者：我与你联系时，听说你正在山里寻访。在你的故事里，对于乡村的描写非常真实具体，却也没有过多对于陌生事物的猎奇或者刻意展示之感。不知道这和你的寻访是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你每年有多少时间花在寻访上？是为了寻找写作的素材，体验生活吗？

阿来：我三天前才从山里出来。对我来说，时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在山里；三分之一留给学术活动和行政事务；最后三分之一是写作。看起来留给创作的时间不多，其实也够了。在山里寻访，不是体验生活，也不是积累写作素材，而是因为我的家乡在那里。所以每次去，没有什么目的性，和老百姓打交道，也和当地的村干部打交道，从不同身份和立场人那里去全面了解当地的状况，如果可能的话，还会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当地的事务中去。大家也对我都很熟悉，也很乐意和我分享很多事情和困惑。每次乡亲看到我，都会说：“阿来你回来了！”

在山里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未必能够成一一对应在书里，但是可让我对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现状有所熟悉和了解。由此，再想去描写当地的人和事，就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句话，我并不只是去深入别人的生活，我在那些地域，也建立了一种自己的生活场域。

记者：在作家身份之外，你曾做过图书出版商，也担任过《科幻世界》的主编。这种身份的间离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

阿来：在我30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然而不代表我只能局限在职业作家这一个身份里。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去探索人的各种可能性。一路走来，我做过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出版商，直至今天也不是在专事写作。每一种职业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们常说要深入生活，对我来说，深入生活不只是深入别人的生活。与其以局外人的身份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不如自己去经历一番。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