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前出版的《暴走军国：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全面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发展以及直至败亡的历史，对于残留在日本肌体中的军国主义阴魂也提出了警示。书中大量档案文献照片提供了丰富史料，经授权整理节选书摘如下。

1945年8月15日上午11点前后，当时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在这篇1700余字的演讲中，蒋介石花了近500字篇幅阐述了他战后对待军国主义日本的基本态度——“以德报怨”。

身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先从“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谈起，进而提出对日要“不念旧恶”，指出：“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污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尽管蒋介石胜利演讲的原文中，并未出现“以德报怨”这四个字，但结合演讲内涵及之后相关政策，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日本方面皆以这四个字予以概括。以此为指导精神，国民政府在战后处理日本在华投降军队、居留民众遣返问题上，均尽可能地给予了配合与优待。

在前后两年间，两百余万军民尽数平安回到日本。战后， 日本前众议院议长谈尾弘吉就认为日本战后快速复兴的原因之一就是滞留中国的两百余万军民能在短时间内遣返回国并成为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原动力。另一方面，蒋介石不主张废除天皇制并希望保全日本的领土完整。在战争赔偿问题上，虽然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曾提出战后日本应以工业设备、军事物质等实物来抵偿中国战争损失，但战后却也事实上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

▲日本《每日新闻》1945年8月15日头版

在蒋介石发表演说之前，所谓“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依旧在思量战后的抉择。实际上就在几天前，他还曾经异想天开地策划将中国境内的日军全部集结于山东半岛而拥兵自立再等待时局的最终变化。

尽管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处得知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但在8月14日这天，他仍在给参谋总部的电报中表达坚持战争的要求，宣称：日本本土及中国境内的百万日军为维持“国体”可决一死战，要求将战争进行到底。

8月15日下午收听完“御音发送”后，冈村宁次的参谋小笠原清将蒋介石上午的演讲翻译抄录完并送到了冈村宁次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态度让冈村大感意外，读罢后自言自语道：“这是对于日本的一大开导啊！”当时退役在家赋闲的石原莞尔在读到蒋介石讲话也有类似的感慨，甚至认为这是他所谓“东方王道文化”的风范，进而凸显出日本的战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道德上的沦丧。在感叹蒋介石宽容态度的同时，冈村宁次还第一次萌发了与国民党当局可以进行合作的念头。

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如此写道：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日中之间的关系，究竟该怎样发展下去才是最好？虽然我还没有一个明显的答案，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若是要振兴东亚，此时此刻除了寄望中国的强大与繁荣之外，别无他法。对没落的日本而言，这时候能给予中国协助的，大概就只有技术和经验了吧！至于接收等各方面的事宜， 也都应当基于此原则，诚实无伪地移交方为正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就提出对日宽大政策，除了思想理念上的考虑外，更多则是出于实际利益的权衡。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主力远在西南西北，日本则主要盘踞在华北、华东。国民党当局若要接收，则需费时调动。与之相较，中共根据地多在沦陷区，与日军在前线多有比邻，因此接收反而更便利。为了不让沦陷区内主要都市、战略要地被中共军队占领，蒋介石就需要投降日军的积极配合。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以德报怨”的实质其实是“联日反共”。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讲话心领神会。8月18日， 他发表了《对华处理纲要》，要求中国境内各地日军只接受国民党当局解除武装的命令，积极配合国民党当局的接收工作，并且要武力抵抗中共武装的接收。而蒋介石在给投降日军的要求中，也明确要求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之前投降日军仍有代守之责。为此，投降日军与前来接收的中共部队时常发生大规模战斗。抗战胜利后短短半年间，仅在华北一地，日军死伤、失踪就高达9000人。

1945年12月23日，冈村宁次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双方虽然仅交谈了15分钟，但蒋介石再一次提到双方相互提携的话题，他曾对冈村说：“中日两国应当基于孙文先生的遗志，建立相互提携的坚固关系，这是相当紧要的。”

1946年3月，蒋介石在召见中国驻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朱世明时，再次重申对日本持“以德报怨”的政策。之后，这四个字也就正式成为国民党当局战后的对日方针。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12条规定军事统帅权直属天皇，成了军部独立体制以及军国主义化、法西斯主义化的法理依据

同年5月13日，“知恩图报”的冈村宁次写了一篇名为《自敌阵观察所见的中国军队》：我从还是少佐的时候，便频繁前来中国，对于中国军队的内情可以说相当通晓。另外，在与中国军队不绝如缕的交战当中，我对中国军队的缺点也有着相当清楚的理解；因此，虽然是并不常见的请求，但请容我为了中国军队的改善，以毫无顾忌的方式，提出我的批判。

五天后，他就将这份报告亲手交给了何应钦。当时冈村宁次一直担心自己被追究战犯责任，因此特别积极地向陷入内战泥潭的蒋介石“建言献策”以彰显自己在所谓“反共斗争”中的价值。不久前，当得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伏法的消息后，冈村显得愈加不安。

他在1947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得知土肥原、板垣等人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在我青年时代的同期毕业生中，和我一样憧憬大陆、携手一路走来的同志盟友共有四人，其中土肥原、板垣被处死，矶谷和我则被囚禁于大陆的战犯监狱里，实在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我和矶谷对坐，谈了谈自己的命运观。

▲“二二六事件”期间正在集结的叛乱部队

而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态度，大致总结便是“雷声大、雨点小”：表面上摆出要追究冈村宁次战犯罪责，实际上则以诸如“尚有遣返等任务必须完成”为由，想方设法拖延对他的审判。在冈村感叹“土肥原、板垣之死”三天后，南京政府国防部召开了会议商讨如何处置冈村。

会上，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二处(即情报处)处长、负责日本军民遣返事宜的曹士澄公开主张判冈村宁次无罪，提出：“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将他释放回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会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并且很有可 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持中国的一股力量。”

实际上，曹士澄的发言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着蒋介石的态度。1946年1月26日，上海战犯法庭正式审理冈村宁次一案。曾经判处谷寿夫、野田毅、向井敏明、酒井隆等战犯死刑的主审法官石美瑜被迫宣判：“被告冈村宁次，无罪。”

此前，盖着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已经写好“无罪”二字的判决书在审理前就已经送到石美瑜手上了。这场法庭判决不过是一场戏而已。无罪判决传出，举国舆论哗然。宣判后，侥幸的冈村宁次就被安排返回日本。

1949年2月4日，美国军舰“威克斯号”抵达横滨港。来自盟军司令部的利米中校奉副参谋长威洛比少将之命前来迎接。当时，利米问冈村：“是否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冈村开口道：“为了将南下的共产党军队阻挡在扬子江一线，希望美军能够派遣两个师到华中地区。”

两个月后，曾力主宣判冈村宁次无罪的曹士澄以驻日代表的身份也到了日本。他的任务正是在冈村宁次的帮助下，与日本军政各界联络，搜集日本可援助国民党当局的各类资源。

同时在蒋介石的直接授意下，曹士澄还开始拟定召集原日本军人组成“国际反共联盟军”，又或是组织军事顾问团。

这便是日后所谓“白团”的由来。

《暴走军国》

沙青青 著

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沙青青（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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