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支撑经济发展的传统动能相继弱化，新动能还不能完全弥补传统动能下降的缺口。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新动能发展壮大有其内在规律，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但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对于加速动能转换具有重要作用。

一、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重要时期

　　（一）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长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综观全球，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周期性波动。少数如英美等国，早期就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增长，但也经常面临周期性波动。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过程都曲折缓慢，在部分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后来相继失去发展动力，长期徘徊于中低收入水平。还有少数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但也都经历了增速回落过程，比如日本失去的20年、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台湾在21世纪的经济低迷等。进一步分析，后发经济体普遍会遇到发展阶段转换问题，而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能否实现新旧动能顺利接续，是不同经济体能够进入高收入社会，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二）从供给角度看，我国已实现了从供不应求到供求基本平衡和供略大于求的阶段转换，扩大普通产能已不是主要增长动能所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能力（特别是轻工业领域）薄弱，工业品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不少生活必需品，例如粮食、布、电视机、自行车等都需要靠发行各种票证进行供应控制。当时，任何能够增加生产能力的因素，例如通过农村改革释放出多余劳动力、引进国外资金投资办厂等都是重要的增长动能。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增长，我国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末，轻工业领域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到2010年前后，重化工领域需求也基本满足，不少行业还面临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生产能力已经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三）从需求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能出现了几次重要转换，当前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换期

　　一是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城乡居民“吃、穿、用”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这一时期，我国总体上处于脱贫和解决温饱阶段，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以农业和轻工业，如食品加工、纺织服装、耐用消费品等为主。从1978年到1999年，我国食用油年均增长6.9%，家用电冰箱年均增长33.5%，家用洗衣机年均增长64.3%。对轻工产品的巨大需求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

　　二是从21世纪初到2011年左右，消费开始向“住、行”为主升级，并带动了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2000年前后，我国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基本上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进入了向“住、行”消费升级的阶段。所谓“住”,既包括农村地区住房的升级换代，从最初的土坯草房向砖瓦房及楼房升级，也包括城镇住房市场发展。从1999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从1.46亿平方米增长到10.94亿平方米，年均增长18.3%。在“行”的方面，同期汽车产量从183万辆增长到1927.6万辆，年均增长21.2%。这一时期，我国住房、汽车、交通和城镇化的发展又衍生出了对重化工产品，如钢铁、有色、建材的需求。

　　三是从2012年左右至今，传统的“吃穿住行”消费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我国进入了新一轮需求升级转换阶段。例如，从住房需求看，2013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3.1亿平方米的峰值，2014年开始下降。从汽车销售量看，2012—201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仅7.3%，大大低于前一阶段。说明我国消费升级进入了新阶段，传统“吃穿住行”需求增长已显著放缓，对发展带动作用显著减弱。

二、新常态下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仍有很大空间

　　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引发动能转换是正常规律。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回旋空间大，发展后劲足，无论是传统动能的改造提升，还是新动能的激发成长，都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一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潜力很大。俗话说，“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在当前的动能转换期，传统产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我国仍有大量企业只是挣取小部分加工费，价值提升空间巨大。例如，据测算，一部标准版iPhone 6苹果手机的生产成本在200美元到247美元之间，售价约800美元，其中富士康生产每部手机的流水线劳工成本为4美元到4.5美元。产业升级意味着在规模不变情况下，可以有更大增长空间。因此，只要切实做好产业升级和产品提升，把高质量产品推向市场，这部分的增长动能十分广阔。

　　二是通过要素优化配置让传统动能有很大提升潜力。美国芝加哥布斯商学院教授Chang-Tai Hsieh在2009年研究发现，假如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化流动并达到最佳配置状态，那么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可提升30%~43%，中国可提升86%~115%，印度可提升100%~128%。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如果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消除人力资源在地区间、行业和所有制间的配置障碍，可以在不增加其他投入情况下，使我国GDP提高8.0个百分点左右。这其中，主要的改进空间来源于行业和地区配置，其中行业间优化配置可使GDP提高3.14%，地区间优化配置可使GDP提高4.97%。

　　三是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应用为传统产业改造和效率提升提供了新途径。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可以实现更大更广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和全面优化。不论是生活中已经广泛使用的电子商务、网络约车、互联网金融，还是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智慧物流和智慧城市，都会极大提高各方面的经济效率。

三、培育壮大新动能前景广阔

　　（一）从生产方面看，我国新产业成长空间巨大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一系列重要科技领域正酝酿重大突破，而技术突破往往会创造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地密集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加紧布局新兴产业，比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等。发达国家如此看重新产业成长，正是看中了其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一大批新兴产业也有望迎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很多产业仍然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质量不高，附加值较低，新产业规模较小，缺乏竞争力，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例如，目前我国健康产业占GDP比重仅为1.5%左右，大大低于OECD国家5.1%、美国7.7%和日本7.2%的水平。据测算，只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破关键技术，预计到2020年，我国仅健康产业、文化服务业、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和旅游业就可达到60万亿元的规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性产业。

　　（二）从消费方面看，居民消费升级有着巨大的需求空间和增长潜力

　　目前，中国居民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不到美国的1/14，不到日本的1/9。今后一段时期，消费升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居民消费向服务业消费的升级。按照消费升级的一般规律，当居民基本满足吃穿用和住行的需求后，服务消费的比重会显著提高，特别是文化娱乐、教育、健康、旅游等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将快速增长，这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2012到2015年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从26.4亿人次增加到40.0亿人次，平均每年增长10.9%，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同期国内旅游收入从1.9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5.4%。出境旅游增长同样快速，2012到2015年间，总人数从7025万人增长到1.28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6.2%。从电影票房收入看，2014年、2015年分别为286亿元和43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7.6%和52.2%。这些都显示出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势头。

　　二是既有消费品质量的升级。消费升级一方面体现在消费结构改善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消费品质量提升上。例如，在食品消费方面，越来越注重是否绿色有机，是否无农药残留；在服装方面，越来越重视服装的款式、设计和面料等。近年来，我国居民海外购物快速发展。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购物超过1万亿元，2015年超过1.2万亿元。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中国人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这些都说明城乡居民对于提升消费品质量有着巨大需求。

　　三是生活品质的升级。近年来，我国雾霾和环境污染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环境都有强烈的改善要求。事实上，部分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近些年已经比过去有所好转，例如，2015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的天数为186天，占全年总数的51%，空气达标天数比2014年多14天。但是，为什么大家总觉得不满意呢?根本原因是居民对环境质量、对生活品质的需求正在升级，并且多数人也愿意为获得更加优美良好的环境付出一定的成本。这种对环境和生活品质升级的需求，必将催动环保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并带动绿色经济发展。

　　诚然，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和新动能发展空间很大，但新动能成长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政府治理经济的模式也要相应改革，特别是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和有助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重视创新、重视质量、重视升级的企业得到经济实惠，取得更快发展，让新经济新动能脱颖而出、更快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