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对外“甩锅”并转嫁危机是美国的长期传统，并且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对外转嫁危机和推卸责任的机制与相关战略。美国不仅能够借此安然度过危机、让危机的破坏性更多由战略对手承受，而且往往让盟国或其他小国对其的依赖度增加，使得美国在危机过后反而更加强大。

一、“甩锅主义”的根源

美国的宗教传统和政治哲学相结合，特别是“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政治叙述，是其长期采用“甩锅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

（一）思想基础

美国的国家意识和美利坚民族意识都与基督新教的政治神学工程密不可分，实用主义是这种政治神学使命在工业社会的升华和提炼，二者共同构成了“美国精神”。

基于“上帝选民”政治神学建构，美国之外的世界既被美国视为威胁也被视为使命：一方面，美国的对内对外强权、阴谋甚至杀戮都被定义为实现“世界使命感”的必要牺牲；另一方面，一旦美国内部有重大危机就会寻找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威胁）来实现内部团结。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不过是谋取私利的工具，国际交往要么是利益交换、要么是力量对抗，不必遵循既定的价值和规则，所谓“道义”是美国争夺话语权的工具。

因此，对美国之外世界特别是异教徒可以采用任何方式进行改造的政治神学使命感，也源自“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哲学。“甩锅主义”在美国的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都具有正当性。

（二）现实需要

美国政客与统治集团不仅对外转嫁危机、对内也善于转移矛盾，并且往往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斗争、选举政治等捆绑在一起，还借机强化其盟国或其他小国对美国的依赖度。美国凭借其霸权地位越向外转嫁危机，越迫使其盟国和其他小国依赖美国；对外转嫁危机的能力越强，其他国家越害怕自己成为被转嫁对象，越在安全利益方面对美国形成依赖。这种通过转嫁危机来强化世界各国对美国安全依赖度的对外战略，充分利用了国际社会的丛林法则和各国规避风险责任的自私心理，实现了越对外转嫁危机，越震慑世界各国，越强化自身霸权的战略循环。

二、“甩锅主义”的相关案例

将源自美国的问题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和推卸责任，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机制与做法，具体可见如下几个案例：

（一）西班牙大流感

西班牙大流感源自美国。为了保证顺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瓜分战果，美军在赴欧参战的同时给欧洲各国带去了流感。西班牙背锅的原因，主要是西班牙在一战中保持中立。作为中立国，西班牙在被流感袭击后，西班牙报纸发布了有关该疾病的传播情况，这才让世界各国意识到这个灾难性的疾病不是普通感冒。但是，此前隐瞒疫情的各国，特别是美国借此“甩锅”，将此疫情命名为“西班牙大流感”，让西班牙替美国背了黑锅。

（二）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在美苏领导两大集团对峙的大背景下，“安全”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大利益。由于美国是这一体系里唯一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美国自身利益、体系利益和该体系内其他成员国家的利益高度相关，因此，美国国内危机往往以“安全利益”为名，把危机的成本通过种种方式向体系内其他国家输出并成功转嫁危机。例如利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得以以所谓提供安全保障为由在世界各地布局军事基地；又如利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借“安全威胁”将美元打造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确立了“美元本位制”等。

（三）2007年金融危机

2007年，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特别是南欧多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美国向外部转移危机的产物。美国“转嫁危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私人债务的“国家化”，也就是通过收归国有化来化解私人债务风险，例如解决“两房危机”；第二个阶段是把美国的债务“国际化”，通过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共同承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欧债危机和东亚国家输入型经济危机等，使得美国较快走出了经济的负增长。

三、“甩锅主义”的机制与影响

美国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话语权等多重机制，以其军事霸权支撑的地缘战略纵深为基础，在开放本国市场让其他国家产生某种程度的美国市场依赖的同时，利用其在20世纪70年代就逐渐形成的对全球石油、粮食等基础性资源品的战略控制能力，塑造了以美元为枢纽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形成了结构性不平等的全球经济产业链条和分配体系，使其“甩锅主义”具有成熟的运行机制，在危机来临时能够迫使甚至诱使其他国家承担其转嫁危机的巨大成本。

（一）政治机制

选举政治和联邦制的结合有利于美国对内对外转嫁危机。选举权利给美国人民以通过投票改变政治现状的假象，联邦制下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平行关系，及各级政府行政与立法的关键岗位都由民选产生，共同决定了美国是有限政府，即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整个体系和大局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有利于分解、消化、瓦解美国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有利于对外转嫁危机的不良政治后果可以随着美国选举周期而被消化掉。

（二）军事机制

“以战养战”的军事霸权有利于美国谋取巨额经济利益和获取地缘优势，一方面迫使越来越多国家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另一方面在美国内部危机爆发之际，通过发动一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制造某国家或地区内部冲突以形成动荡，或通过军事威胁构建地区不安定等迫使各国接受美国转嫁危机的要求，并刺激美元避险需求，维护美国的金融霸权。

（三）经济机制

美国控制着对世界主要资源的定价权，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多国财政与货币体系的运行，并且通过低利率、弱货币、“量化宽松”等政策，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抬升美元交易需求等手段，无限制地向外转嫁美国自身风险。

（四）科技机制

美国的科研能力、核心专利和高端制造业是美国把持产业链和定价权的基础，有利于其对外转嫁危机。并且，美国擅于将制造危机和转嫁危机相结合，迫使或诱使科学家“逃向”美国，例如美国充分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吸引犹太科学家赴美，利用冷战吸引东欧和亚洲科学家赴美，利用苏联解体吸引苏东国家科学家赴美，可以借机攫取现成的高科技技术和人才。

（五）话语权机制

美国把持着当今世界的国际话语权，并且通过国内立法和长臂管辖权相结合、主导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培养世界多国精英和培育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式，可以自行或者联合多国打压、抹黑、威胁和制裁某个特定国家，向其转嫁美国内部危机，并且将其对外转嫁危机的行为合理化和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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