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1922年，被称为文学“奇迹年”。T.S.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都在这一年出版，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石由此奠定。实际上，“奇迹年”（annus mirabilis）这个概念是科学史研究者发明的。三月底，我曾在经济学院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同学们写了一封信，介绍“奇迹年”这个概念，鼓励年轻人，也鼓励自己，为生活赋予意义。如今大家的生活都逐渐回到正轨，但我还想多谈两句。

我是做思想史研究的，所以知道，学术工作的重要性与它所耗费的时间不一定正相关。有很多工作是十年磨一剑，靠着点点滴滴的工夫逐渐累积而成，但也有很多工作是爆发性的，往往在很短时间内一蹴而就。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人有可能在短时期内爆发出强大创造力，也可能在很长时期找不到灵感。我们过去的教育强调个人努力，而对于偶然爆发的创造力认知不足。

科学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奇迹年”故事，一个是牛顿的“奇迹年”，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在1665至1666年间，牛顿为了躲避瘟疫而回到乡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发明了微积分原理，又对光进行了分解实验，还提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初步设想。牛顿一辈子最重要的工作竟然都是在那几个月里完成的。

爱因斯坦的情况也很类似。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向德国《物理学纪事》杂志提交了4篇论文，其中包括了分子运动论、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说。这些研究是爱因斯坦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帮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它们也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和发表的。所以科学史研究者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范例，提出了“奇迹年”的说法。

对于学者而言，“奇迹年”现象并不罕见。研究和发表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某个学术领域本身的进展，自己对这个领域的认识，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自己所承受的科研教学压力，自己是否遇到了合适的学生或合作者，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自己的家庭环境和日常生活等等。没有哪一种工作环境是完美的，当天时地利各方面都有利于研究时，自己会觉得特别顺手，学术研究的进展会特别快。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创造自己的“奇迹年”。

疫情期间，个体极易产生负面情绪。但是从两年前的那一轮疫情来看，我发现有些老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在家专心写作，而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些成功的榜样，足以鼓励大家树立信心，保持身心状态，一起创造自己的“奇迹年”。

我相信，“奇迹年”这个提法可以给处在任何境遇的人提供希望，你不知道偶然爆发的创造力什么时候来，也许就是在持续努力的下一刻。哲学家罗蒂曾经说过，希望的存在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希望所特有的灵感价值是任何专业知识所不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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