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柯林伍德写作《历史的观念》（1946）的时候，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伟大的历史哲学传统的殿军。很难找到一位比柯林伍德更具理论自觉的历史学家了，他试图将历史学提升到甚至是唯一的哲学这样的高度。这位秉承黑格尔传统的历史哲学家毕生都在思考这种“科学历史学”。当读到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1933）的时候，他一定非常激动，因为他极其自信地宣称，自此之后历史学已经具有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可以免于任何外界的干涉，不听从任何外界的类比。

人们对某种思想传统视而不见可能是出于以下两种情形：要么是由于处在智识衰落的时代，丧失了正视它的条件，要么是因为这种思想倾向已渗透到毛细血管，反而对它熟视无睹。二战后大多数历史学家意识到了历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极度匮乏，这样的自我意识一方面是因为遗忘了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种新的思想范式逐渐变得流行。

其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书写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研究范式也伴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大众的解放和全球性世界的初步形成这些历史事件而出现。但这些研究范式所坚持的启蒙时期的精神遗产却具有一定局限性，对大量有趣的主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研究。

比如，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的弗留利，有一个叫“美诺奇奥”的磨坊主被宗教裁判所审讯时正在讨论他的宇宙观：天地之初一团混沌，就像奶酪之于牛奶，在那个大团块中出现了一些虫子，它们就是天使。这个普通人从哪里获得这样的奇思怪想呢，他是个疯子吗？在18世纪30年代的巴黎，一家印刷作坊的学徒们组织猎猫队，对猫进行模拟审讯并判以“绞刑”。现代的爱猫人士估计怎么也不会理解，当时为何会出现如此暴力而充满仪式感的屠猫狂欢？当卢梭出版小说《新爱洛伊丝》后，他的首批书迷的阅读感受是什么样，是哪些内容让他们潸然泪下？在德国黑森林的麦氏教堂镇，小马丁听着充满神秘赋格曲式的钟声，心中掀起了怎样的涟漪，他有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就这样，一场新的史学革命在悄然酝酿。这种史学的理论焦点从宏大叙事转为微观史学，从狭隘的理性主义转换到广义的符号、表象、情感、想象和心态，从乐观的进步主义转变为相对的结构和功能主义，从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转移到自下而上的普通民众的视角，从内在的心灵和思想转换到外在的礼仪表演和身份建构。这就是文化史的转向。

如果想要总体了解这一史学革命，大概没有比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2004）更好的著作了。他本人就是文化史这一范式的亲身实践者，具有鲜活的第一人称视角。而且根据伯克的说法，文化史可能将要开始下一轮生命周期，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才起飞，此时对文化史的前世今生作一番反思性回顾似乎是最佳时期。

20世纪70年代文化史的复兴是一个重要节点。我们向前追溯它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经典文化史时期（1800—1950），艺术的社会史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化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文化史的起源可追溯到德国的布克哈特和荷兰的赫伊津哈。布克哈特凭借天才的直觉，通过对文艺复兴或希腊等时代艺术和文学栩栩如生的描述，试图唤回过往的美好文化。此外，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以瓦尔堡为核心的学者群体的“图式”研究，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人类学主要借鉴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理论，80年代的新文化史则受到巴赫金、埃利亚斯、福柯和布尔迪厄的影响，将包括想象、情感和感受在内的各种“表象”形式作为研究的对象。表象这个概念似乎意味着对社会结构和现实的某种反映或模仿，而实际恰恰相反，文化史上的表象更多是指对现实的“建构”或“生产”。这样文化史便明确地从“文化的社会史”过渡到“社会的文化史”，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建构主义理论。阶级、性别、共同体、君主制、个人身份都被纳入文化建构的范畴之内，甚至历史本身也成了被建构的“叙事”。一时间，各种以“发明”“想象”“建构”“制作”为名的著作相继出现，如伯克本人的《制作路易十四》等。

在伯克看来，新文化史有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一是文化概念过于宽泛，而且仅仅关注文化这一维度会失去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联系。第二是研究方法的任意性，缺乏一套明确系统的研究方法。文化史学家非常自觉地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等各种理论资源，唯独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很符合后现代精神，正如伯克所说，文化史没有本质，只有历史。第三就是碎片化，过于关注细节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伯克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处于“后—后现代的时代”，应该超越文化史，走上一条“整体史”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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