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来说为城市代言者多为传主城中的各界名流，而为城市立传者则大多是学者的活儿。但近几年始，由作家为城市立传者渐多。仅依我目力所见：先是有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小说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在2016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2019年著名作家叶兆言创作出版了《南京传》，2020年先后又有孔见的《海南岛传》和邱华栋的《北京传》面世；而据我所知，还有若干城市也已将这样的选题纳入了“十四五”规划的重点。

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都这样一古脑地想到请作家为之立传？难道是学者们做得不够好吗？

答案显然不该如此武断。只是本人对这个专题著述的阅读有限，自然也就给不出一个有翔实说服力的答案，更何况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面对同题作文，学者与作家的答案一定不完全一样，仅从我阅读过的几部城市传记而言，出自学者之手的明显偏“史”，城市在他们心目中更多的就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为之立传就是要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展演变历程。而出自作家之手者虽不会虚构历史，但主观的选择性似乎更强，更重其“文”是他们的共性之所在。城市在作家眼中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时间只是被设置成某种背景，因此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城市传可能不那么完整，但人和人性的特征会更加突出。比如叶兆言就《南京传》的写作而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达过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在他眼中：中国只有北京和南京最适合为之作传，但北京是一个类似成功者的形象，天下大同归于北京；而南京则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盛衰兴亡的地方，如果要写出整个中国的沧桑，南京甚至比北京更合适；至于西安、洛阳等其他城市，则更适合写断代史。这样的看法或许也只有作家才会如此“奇谈”吧？

绕了半天，无非是想说明作家笔下城市传的独特性之所在，也是为本文要讨论的孔见的这部《海南岛传》做点必要的铺垫。

孔见乃地道的海南人，学历史出身，后转治哲学，长时期先后在媒介和文学两界从业，这样的经历自然使得他笔下的《海南岛传》烙下了鲜明的“孔氏印记”：时光之轴的转动从容不迫，从地理的裂变起，至1950年海南全岛解放终，最后再连缀一个充满想象与期待的“尾声”。在点式的叙述中缓缓展开作家心目中海南岛的前世今生。

卒读全传，我的一个总体印象是：这本“传”虽不能称其为“全”，但却足以堪称为一本在主观选择性支配下的精耕细作之书。人类的进化、朝代的更迭，即所谓“读史”都被孔见设置成全传的背景旋律，在前台唱大戏者则当仁不让的属于“阅人”和“品物”。

而比之于“品物”，“阅人”当是这本《海南岛传》最为出彩的部分，这部分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

一类我姑且称之为“流放者”悲歌。由于海水的包围拉开了海岛与外界的距离，尤其在过去，人们对于这座孤悬海外的岛屿充满了神秘感，这或许就是海南岛自隋以来至清之前被历代君主选为流放地的原因之一。自隋代杨纶起，命运将一代又一代的忠臣、政客和文人抛到了这座孤岛之上，他们从权力中心滑落到政治边缘、从庙堂之高流放到蛮荒之地，用自己的生命年轮奏出了一支支哀婉起伏的千年流放曲。

仅以唐宋两朝为例，据统计，李唐一朝被流放到崖州、儋州的官员中有姓名可考者近百人，仅宰相就有韩缓、韦方质、敬辉、韦执谊和李德裕等十四人；而到了宋代，更是有大文豪苏东坡和被供奉于海口五公祠中除唐代李德裕之外的李纲、李光、赵鼎和胡铨等朝廷重臣，不仅如此，在南宋那些主张抗金以收复中原的刚烈之臣大都被逐入海南。这些个流放者一旦与海岛有了联系便有了永久的关系，在这诸多的永久关系中，孔见主要选择那些命运跌宕起伏之大者进行描摹，着力最多者当属东坡居士。于是，在孔见的笔下我们看到：大文豪被流放到海岛当然是他个人的不幸，但这种不幸却成了海南人特别是海南文人的大幸。苏东坡的落脚处成了海南读书人的聚集地、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学士子，“若论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苏大文豪也慢慢地从心底接纳了这个海岛，与当地黎民百姓混居同乐。比较东坡与其他流放者的不同，孔见继续分析道：这得益于苏氏“一是以儒兼治天下，二是以道独善其身，三是以佛自渡渡也”。正是有了这“儒者的济世”“道者的独善”和“释者的慈悲与解脱”三者间的融会贯通，才有了苏东坡在海南的这种通达与随性。

苏东坡

另一类所阅之人则姑且以各界“贤达”来概括。这包括母仪天下的冼夫人，纺织女神黄道婆，黎母真人白玉蟾，海南儒学双峰丘濬、海瑞，一个显赫家族的代表宋耀如，“拿一个师来也不换”的上将张云逸，琼崖纵队的冯白驹，红色娘子军，从小镇走来的将军叶佩高……这些个人物哪个单拉出来表一表都是一部传奇，而正是这众星的闪耀构成了海南这块神奇土地上绚丽的人文之光。

滚滚历史大潮中浮现出的这些个弄潮儿自然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因此，他们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时代的风云与变迁透过他们的命运被展示得一览无余。如此这般，在“阅人”的同时自然也是“读史”。

而比之于“阅人”的丰满，《海南岛传》中的“品物”从数量上看自然是“单薄”了些。作为海、作为岛，一定会有许多独特且奇特的生物与植物，但这些在《海南岛传》中基本都被略去。我相信，这一定是孔见的刻意为之。作为海南土生土长的原著民，那些神奇的动植物不可能闯不进他的眼帘，而且在这部城市传中，孔见也不是完全没有“品物”，除去由“阅人”中的黄道婆而带出海南的织品外，他只是刻意挑选了两种物件重笔铺陈，那就是沉香和黄花梨。选择沉香是因为“曾经一度孤悬海外的崖州，牵动朝野的不是什么要紧事物，而是一种腐朽的木质，它蕴藏的气息能改变人的呼吸，使之变得深沉、舒缓而又芬芳，成为一种销魂的享受”；选择黄花梨则是它自身所特有的近乎不朽以及硬度与韧性俱佳的品质。恕我臆断，孔见之所以在众多的物件中只是选择了沉香和黄花梨这两种“入品”，其缘由恐怕还不只如此，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悲剧命运以及与前面所提及的“阅人”那部分基调相仿恐怕更是孔见选择它们的重要缘由。

这部《海南岛传》虽特色迥异，但阅读者难免会质疑它少了这个、缺了那个，特别是全传主体到1950年海南全岛解放就基本终止，而新中国70年来那里发生的巨变则只是一掠而过，这当然是孔见的刻意为之。关于对新中国前海南岛风云中哪些入传的选择，孔见显然有自己深思熟虑后的取舍准绳；而关于新中国70年海南发生的巨变，孔见只是用了不足五千字的篇幅作为全传的“尾声”，但这个“尾声”的标题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从边缘到前沿”。“边缘”与“前沿”，虽只是两字之差，却有天翻地覆之别。这就是新中国70年给海南这座千年孤岛带来的巨变，而且如果说在《海南岛传》中我们读到的主旋律是“悲怆”，那么，在近70年海南上空荡漾的主调则无疑是激昂与壮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调显然不适合置于同一个空间，于是我们有理由期待孔见《海南岛传》的姊妹篇早日面世。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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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陆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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