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9月27日，本报刊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许国志、王寿云撰写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这篇重要文章被认为既开创了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成为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也吹响了系统工程从航天领域走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号角，决定了系统工程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与格局。如今，钱老所创建的系统工程思想已经衍生出众多分支学科，渗透到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并深入人心。今日本报特刊文介绍近四十年来，我国学者运用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一贯追求与阶段性成果。

钱学森坚持以我国“两弹一星”重大科学技术工程为“实际起点”，在系统科学领域努力探索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些系统性的创新成就使中国系统科学赢得了实质上的自我学术主张和话语权，并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创立了“说中国话”的系统科学体系。他是一位努力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伟大先行者和拓荒者。

既是复杂系统的实践，又是实践的复杂系统

钱学森早在1995年的《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一文中预言：“系统科学是本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而系统工程的实践又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这场科学和技术革命在21世纪必将促发组织管理的革命。”在本世纪之初钱学森更明确指出：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在整个21世纪应用的价值及其意义可能会越来越大，而其本身，也将不断发展，如现在的系统科学已经上升到研究复杂系统，甚至是复杂巨系统了。

钱学森的这一战略性预言十分准确。仅以我国重大工程建设为例，近40年来，除了以导弹、卫星、载人航天等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重大科学技术工程和重大国防工程外，一类主要为社会生产、民生、环境提供长久性基础构筑物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如三峡水利工程、青藏铁路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全国高速公路网工程、港珠澳大桥工程等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大地拔地而起，这一类民生类工程除了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组织管理，还需要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工程的决策与管理主体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管理组织模式与管理技术等等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它们应该都属于钱学森所说的“复杂系统，甚至是复杂巨系统了。”

当人类重大工程管理实践不断涌现出大量新的复杂管理现象与难题，而传统的国外为主的工程管理思想、模式和方法的“红利”又日渐式微之时，构建新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就不仅成为全世界工程管理学界的共同责任，更应该是我国工程管理学者这一“转折点”时期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的重要历史任务，而钱学森的系统思想及创立的系统科学体系对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思维原则意义。

首先，根据系统科学基本思想，任何重大工程其本质都是一类人造复杂系统，其对应的工程物理实体就是复杂工程硬系统；从人们的认知规律讲，人们首先是从直观上感受到重大工程硬资源组成的硬系统层面的物理复杂性；接着，人们将关于重大工程硬系统的物理复杂性在系统科学思维层次上进行抽象，并运用系统科学话语体系进行表述，就可以提炼出重大工程的系统复杂性这一本质属性。

作为社会实践，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是一类以解决复杂性管理问题为核心任务的人造复杂系统（重大工程复杂软系统），这样，重大工程管理既是复杂系统的实践，又是实践的复杂系统。

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一般是由决策主体、总体决策支持体系与总体执行体系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关联并构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递阶分布式自适应系统体系。

这是我们在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基础上，通过对重大工程管理活动进行内涵抽象和属性凝炼，而形成的关于重大工程管理（主体、组织与活动）的认知范式。

系统科学体系的“自我学术主张”

理论研究中最能够深刻体现学理品质的话语体系创新是对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提出“自我学术主张”。在这方面，钱学森所创建的系统科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话语体系创新的典范。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和工程实践告诉我们，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有了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应用技术）。

钱学森所建立的系统科学体系中也有这样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它们是：处在工程技术或应用技术层次上的系统工程，它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处在技术科学层次上的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它们为系统工程提供理论方法；处在基础科学层次上的是系统学和复杂巨系统学。直到目前，国外还没有这样一个清晰、严谨和完整的系统科学知识结构。

钱学森在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同时，还提出了系统论。钱学森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根据系统论思想，钱学森开创性地提出，对于系统问题首先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同时也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最终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

另外，系统方法论也是系统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钱学森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系统论方法吸收了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各自的长处，同时也弥补了各自的局限性，既超越了还原论方法，又发展了整体论方法，这就是把系统整体和组成部分辩证统一起来研究和解决系统问题的系统方法论。钱学森创造性地称之为综合集成方法论。综合集成方法论的实质是把专家体系，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在技术层次上，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可以发展复杂巨系统技术，也就是综合集成的系统技术，特别是复杂巨系统的组织管理技术，大大地推动了系统工程的发展。

综上所述，系统科学体系是系统科学思想在工程、技术、科学直到哲学不同层次上的体现，它使系统思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也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这就形成了钱学森关于系统科学完整的话语体系创新。

从“大成智慧工程”到“大成智慧学”

钱学森的上述工作和经验对我们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话语体系有着极大的指导与示范作用。

我们中国学者开展源于中国实践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研究首先要保证对中国实践的尊重、对中国经验的深度解读、对理论抽象的精准提炼，绝不能用国外现成的话语体系来“裁剪”中国情景、中国实践，更不能来“裁剪”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否则，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追赶者陷阱”。

对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真学习钱学森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立，根据“思维原则—核心概念—基本原理—科学问题—方法论及方法体系”学理链，提出每个部分的具体内涵及彼此的逻辑关联，这是最重要、最本质、最能够体现理论品质的“话语体系”创新。

钱学森在创建系统科学体系时，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生动形象的概念来透彻、精准地表述、凝炼系统的本质、现象、深刻地揭示其中的普适性内涵和规律，起到了极好的实际效果。

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钱学森先后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及其实践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以下将两者合称为综合集成方法），并将运用这套方法的集体称为总体设计部。这就将系统论方法具体化了，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运用方式。钱学森还生动提出：“人机结合以人为主”、“逻辑思维，微观法；形象思维，宏观法；创造思维，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创造思维才是智慧的源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手段”。

我国传统文化有“集大成”的说法，即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集成起来，达到对整体的认识，以集大成得智慧，所以钱学森又把这套综合集成方法称为“大成智慧工程”。将大成智慧工程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提炼成一门学问，就是“大成智慧学”。

这样，从最初的问题设定、问题情景与价值观的表述到中国人对问题认知的哲学思辨和文化逻辑以及对系统概念的中国式感悟与总结方式等等，钱学森都实现自洽融通的自主性话语创新或重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说中国话”的9个核心概念5个基本原理

重大工程管理活动最核心的“两极”，一个是管理客体的复杂性，一个是管理主体的适应性。没有主体的自适应，就没有重大工程管理活动；没有复杂性，就不是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两极”形态的耦合就是工程管理活动的复杂整体性，也就是说，以管理主体的自适应与管理客体的复杂性为核心所形成的重大工程管理现象、情景、它们的演化趋势以及演化路径等就构成了重大工程管理理论的全部实践基础。

越能体现重大工程管理本质属性的核心概念在理论中越具有根本性和实质性。这一类概念数量不应该很多，它是概念体系中的“精品”。正如卡尔姆“剃刀原则”所说，假设最少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

我们在重大工程管理理论话语体系中，提出了9个核心概念：重大工程—环境复合系统，管理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情景，主体与序主体，管理平台，多尺度，适应性，功能谱。

不难看出，这些概念包括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动的环境、主体、客体、组织、目标、思维原则与行为准则等，它们除了紧紧围绕着复杂性这一本质属性并覆盖了重大工程管理活动的各个领域、还能充分勾画出概念之间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形成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与问题的基础结构。

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如自然科学原理那样符号化、形式化和公理化，在更多情况下它将表述为在一种情境之下的关系原则和行为准则。

具体地讲，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中的基本原理既要在理论思维的属性认知上充分反映重大工程管理活动的本质；又要在工程思维的价值意图上充分体现重大工程管理活动的特征；还要在两者结合上实现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基本原理必须围绕着主体适应性与问题复杂性这两个最根本、最普遍的要素，充分揭示重大工程管理活动中主体行为与对象特征相互耦合的基本规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衡量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中基本原理学术质量的主要标准。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一共提出了复杂性降解、适应性选择、多尺度管理、“迭代式”生成与递阶式委托代理等5个基本原理。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当我们面对更加宏伟的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时，应当大力推进和发挥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革命性作用，在新时代伟大事业的新征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观点 

与时代结合才富有生命力

汪应洛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钱学森同志在 《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一文中说： “要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必须大大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至此，他架起了科学和哲学通道。

系统工程思想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只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相结合，才富有旺盛的生命力。钱学森提出了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复杂巨系统工程、包括系统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十一个大部类组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指出多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学习和研究钱学森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最高概括的整体学术思想与方法，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总体设计部与两条指挥线

盛懿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

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一个创新之处就在于倡导建立党领导下的“两条指挥线” （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和总体设计部。钱学森认为，规模巨大且关系复杂的现代科技工程的组织管理必须依靠总体设计部来完成。总体设计部和机关分别是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 “两条指挥线”能够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专业特长，同时避免相互干扰，从而实现人尽其才和科学决策。钱学森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总体设计部和机关是解决现代化的高度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形式，其中党的领导是第一要素。我们在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时，要由党的领导最终决策。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于景元 盛昭瀚 曾赛星（作者分别系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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