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手球妈妈”沈萍(右二)奋战全运赛场。本报记者陈龙摄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开往赛场的媒体班车只有一位乘客，混合采访区空空荡荡，场边志愿者讨论最多的是比赛时长……就算在全运会这个国内最高规格比赛的舞台上，手球运动也“毫无意外”地受到了冷落。

天津师范大学体育馆里，43岁“高龄”的朱莉珍依然在为扑出每一个球而拼尽全力。与守门员朱莉珍并肩战斗的，有1980年出生的李兵、1983年出生的沈萍、王婵婵等其他五位安徽女子手球队队员，这群平均年龄34岁的选手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孩子的母亲。

比起其他运动员，“手球妈妈”的备战之旅更显艰辛。为备战全运会，王婵婵在孩子不满六个月时就强制断奶，打预防针或生病时也不能陪伴在孩子左右。“手球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为了梦想，这些牺牲不算什么。”王婵婵说。

六位妈妈为追逐梦想而坚持奋战在全运会赛场，这看似美好的故事背后，其实是中国手球后备人才依旧匮乏的真实写照。“实现梦想是(高龄参赛的)　部分原因，完成使命是更主要的因素。”退役两次又复出两次的朱莉珍坦言道。2002年，28岁的朱莉珍退役后到安徽省体校担任青少年手球教练。十年后，为备战2013年全运会，她又在教练的召唤下重披战袍，帮助安徽队夺得全运会冠军。上届全运会后，朱莉珍再次退役，一年前为了今年全运会又一次火线复出。

面对空荡荡的球馆，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手球部部长，杨超并不避讳手球人才在中国青黄不接的现状。事实上，参加全运会女子手球预赛的12支队伍，就是中国女子手球的全部家底。而这其中，本身没有女子手球队的东道主天津队和山东队，均是以“借壳生蛋”的方式组队参赛，参赛人员均由安徽引进。有人调侃道，“全运会手球比赛其实就是安徽队的省内对决”。

“中国手球想受到关注，必须要有好的成绩。”杨超坦言，没有成绩、没有市场，“人家凭什么来关注我们？”在他看来，手球运动走普及的道路并不现实，取得好成绩是冷门项目的唯一出路。“只有像女曲一样，把成绩搞上去了，人家才会关注你。很可惜，中国手球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中国曲棍球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局，但在2008年韩籍主教练金昶伯带领中国女曲夺得北京奥运会银牌后，中国曲棍球项目的人口基数有了较大提升。如今，全国注册的曲棍球运动员已从不到1000人增至3000多人。

成绩的提高离不开后备人才的培养与资金的投入。作为冷门项目，手球运动员的生存现状并不理想，运动员的艰苦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国家队球员的工资不如普通学校的体育老师。”杨超直言，正因为看不到希望，大多数手球运动员在24岁、25岁时就早早选择了退役。

从奥运战略出发，手球长期以来处于弱势项目的位置，获得的投入不及优势项目的零头，甚至连一年举办两次比赛都捉襟见肘。国内比赛机会寥寥，赴国外参赛的费用更是无力承担，对于中国手球而言，全运会几乎成为推动这项运动发展唯一的杠杆。

不过，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对于集体球类项目的重视，杨超从同为冷门项目的垒球项目上看到了曙光。今年6月初至8月中旬，以中国女垒为班底的北京首钢金鹰女垒远赴美国参加美国职业垒球联赛，“这般投入放在过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全运会后，新一届中国国家女子手球队将完成组建，赴欧洲进行训练比赛。“争取在东京奥运会上出现中国女手的身影。”杨超说。

(本报天津9月5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