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2017年全国高考作文题目陆续出炉，和往年一样，高考作文题目一经公布便引起了舆论热议。对于高考作文，固然看似“人人都有话说”，其实是人们在借助作文题目和内容，感触到了时代的气息。回顾40年来的高考作文题目变化，也能看出其背后时代主题的变迁。

80年代：政治话语逐渐淡出

问及不少中年朋友，他们眼中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普遍都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其实，1977年高考作文题目全国各地尚未统一，北京卷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卷则有两个题目：《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以及《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这两个题目的政治色彩十分强烈，“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文革”时期的口号，“抓纲治国”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纲领，并写入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报告。1977年天津的作文题目则是从“他像雷锋同志那样”和“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中选择。

从1977年的作文题目来看，彼时的教育和考试思维，依然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事实上，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思路，而此前的两届高考还没有完全从“文革”的思维中走出来，只是坚冰已经开始融化，从这一年的作文题目中可以看到政治色彩正在逐渐淡化。

1978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将《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文缩写成500至600字的短文。这个题目来自当时华国锋“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讲话，以此为题也折射了当时人们迫切希望国家走上正轨的理想、渴望国家富强的信念。崇尚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仍然是这一年高考作文的思维模式。不过，从形式上看，这是第一次考察考生的“缩写”能力，后来的高考作文中，“缩写”或“改写”的试题成为考察考生写作基本功的方式，到了90年代以后，这种考查方式逐渐被放弃，也从侧面反映了考生的写作能力不断提升——这种技术性强的测试方式已经无意义了。

1979的高考作文在今天看来有些“怪”，它要求根据《第二次考试》文字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要写成以陈伊玲为中心的记叙文。记叙文对“讲好故事”的能力要求很高，而讲故事必须要有真情实感甚至切身体会，这种文体有助于反对当时一些假大空式的政治议论，激励考生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来写作，进而鼓励考生观察生活、感悟生活的能力。

进入80年代后，作文题目的“改革”色彩更加浓厚。1980年高考作文以“达芬奇画蛋”的故事为材料——“达芬奇从小爱好绘画，父亲送他到当时意大利的名城佛洛伦萨，拜名师佛罗季奥为师。老师不是先教他创作什么作品，而是要他从画蛋入手......达芬奇用心学习素描，经过长期的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造出许多不朽的名画，成为一代宗师。”

这是外国人物第一次进入高考作文试题，而且，这也开启了材料类作文的先河，“先读后写”的测试方式在今天仍然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