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乘客都不是“坏乘客”，他们一边忍受着出租车难叫、驾驶员脸色难看等现实问题；一边也还为广大驾驶员“叫不平”，为上海的出租车找回亮丽名片出谋划策——昨天下午参加本报座谈会的10位市民代表，真可谓“操碎了心”。

“车难叫”已是最大痛点

出租车难叫，几乎是每位市民的心声。家住浦东上钢新村的张静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到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看演唱会，走到上南路才能打到车，这时离家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路了，但司机报出的起步价竟达到了50元，“这种离谱的坐地起价，连我的孩子都看不下去，说‘妈妈，我们干脆走回家去吧’。”有一次，她在长清路上打算打车去杨思医院，很多出租车空车就是不肯停，“理由都是要赶着回单位‘刷卡’，但明明杨思医院非常近，而且与他们的公司在一个方向。”还有一次，在12号线金海路站，打车软件显示附近有50多辆出租车，就是没有一辆车接单。

周树琳则为小区里的老人们叫车难着急，她是长宁区一个小区的居委主任，“那些老弱病残的居民，打车真的太难了。”她认为，这与小区门口停车难有关——划了黄线，停车就要扣3分和罚款200元。所以，她建议在小区门口设立老弱病残扬招点。

“脸难看”何谈乘车体验

栾国华今年65岁，他回忆起退休前在闵行区上夜班时，都是提前打强生出租车公司的电话，预订回彭浦新村的出租车，“那时候师傅服务态度多好啊，经常提前半小时就到厂门口等，上车了也是热情得很，聊聊天就到家了。”现在呢，打出租车公司的叫车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接了说没有车。即便难得叫到了一辆出租车，驾驶员也多是一副臭脸，“这种情况从2010年世博会结束后慢慢出现了，网约车带来冲击后，出租车驾驶员更是脸色难看。”

侯晨轶家住在嘉定区江桥镇，离虹桥交通枢纽很近，本以为这是好事，方便出行，但因为出租车驾驶员嫌近，每次下了火车或飞机，坐上出租车，他一说出“江桥”两个字，不悦就马上写满驾驶员的脸，有的驾驶员还阴阳怪气地“骂”一句：“又是江桥。”“吓”得侯晨轶感觉仿佛亏欠了驾驶员很多。

“黄线多”司机确有苦衷

李冬娣是杨浦区控江街道的居民，参加座谈会前，她特地找了几位的哥聊了聊，觉得他们真是弱势群体，也能够体谅他们的难处。“我们小区里的的哥，不少是下岗后二次就业的人群，年龄都有50多岁了。我经常看到他们下午两三点钟回家待一小段时间，这次聊了才知道，他们在外面开车，找地方停车上个厕所、吃个饭，都是大难题，因为没有地方停车啊，所以只好忍着饥饿回家简单吃一点，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有胃病。”

市民毛财龙已退休，之前也做过出租车司机，他说现在市民抱怨在路边扬招半天，却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乘客站在了划有黄线的马路边，司机一停，要是被警察抓住，就是扣3分、罚款200元。我听很多司机都说过，在医院门口，看到那些病恹恹的市民扬招，或者是带着瓶瓶罐罐的老人拦车，司机从心里也觉得应该优先载这些乘客，但不敢啊，路边划着黄线呢，而且越是老人或病人，东西带得越多，就越不敢停车，因为一旦上车时间长了点，被交警抓住的几率就越大啊。”

“老病残”需要更多关注

多位市民谈到，在一些特殊地点，有一些特殊人群的叫车服务得不到满足，尤其应该得到重视。吴赟的妈妈带外婆去瑞金医院看病，回家时正好遇到上下班高峰，又下着大雨，两位老人在医院门口，等了30分钟也没拦到一辆车，那些驶过的空车，有的司机装作没看到，有的摇摇手呼啸而过，有的停下来问了问又嫌太近不去。张静所在的上钢新村一带，社区老龄化程度较高，“有700多位老人，由于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叫不到网约车，出租车无论是电调还是扬招，也都非常难叫。”

张明慧是静安区一位服务残疾人的社工，看到的情况是残疾人比健全人更难叫车。“他们有的用不了智能手机，有的也无法骑共享单车，只能寄希望于出租车。”她觉得“英伦”出租车的某些做法应该推广，比如“英伦”出租车对残疾乘客有最高80%的费用减免；同时，出租车企业甚至社会公益基金也可以给为残疾人服务的驾驶员提供更多奖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应该鼓励驾驶员多为残疾乘客服务。

“互联网+”改善生存环境

90后小伙子胡谦来到上海才两年，去年他一度腿部骨折，只能每天叫车上下班，“出租车我也叫，网约车我也叫，两者的比例大概是3:7吧，大量的乘车经历给我的印象是，网约车‘气氛’较好，而出租车司机‘抱怨’太多，我又是个‘话唠’，喜欢跟司机聊天，但出租车司机的负能量较多。”

来自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的周颖也是一名90后，她觉得出租车司机吃饭难、上厕所难的问题，也可以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解决，“是不是可以设计一款手机APP，上面可以显示最近的可停车的餐饮点、直饮水补给点、厕所等等，让司机师傅的生存环境得到一些改善，这个工作由出租车企业做，还是由政府做，或者有第三方社会资本做，也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