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孩子谁来带？

当下，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孩子生了没人带”的问题，正日益成为不少80后、90后年轻父母的一大“痛点”。在上海市总工会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八成受访的年轻女职工表达了这一隐忧。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让上班族父母们能安安心心生娃，还不愁孩子没人照顾，不耽误工作？今年3月，上海市总工会推出了一项新举措——创建“职工亲子工作室”，探索在职工需求集中且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开展职工子女的晚托、暑托、寒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如今，在首批授牌上海工会“职工亲子工作室”的12家试点企事业单位，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娃去上班，已经从梦想变为现实。

刚需：60万左右婴幼儿，能上独立设置托儿所的只占0.87%

“本来我们全家都一筹莫展，听到单位要办‘晚托班’的消息后简直高兴坏了，火速去报了名！”说起单位去年9月开始创办的“晚托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80后医生刘娟仍一脸兴奋。

刘娟和她丈夫是中山医院的双职工，一个在放射治疗科，一个在急诊科，常常是一个在上白班，一个在上夜班，“有时候赶上了，两个人在家里一个星期都碰不上一次面”，“照顾孩子更别提了，全靠家里老人带。”

家里添了“老二”以后，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以往，家里只需要一位老人去接孩子放学就行了，现在，得需要两个老人，一个去接“老大”放学，一个在家照顾还没上幼儿园的“老二”。而随着老人岁数渐长，照顾起两个孩子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比起刘娟，心内科的秦胜梅大夫情况要更“惨”：家里没有老人带，老公常年驻国外工作，带孩子全靠自己。为了不耽误工作，秦胜梅只好请了一个阿姨专门接送孩子放学。但是，“医院常常有突发情况，有时候快下班了却突然来一场手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班。”

在上海，像刘娟和秦胜梅这样上班与“带娃”难以兼顾的情况非常普遍。由于带娃难，不少育龄女性不愿意生二胎。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权益课题的一项调研显示，有80%符合政策的育龄人群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60%—70%认为没人带和养不起，其中没人带是最主要原因，尤其是0—3岁的孩子没有人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调研数据，近年来，虽然上海托育“刚需”迅猛增加，但是托育机构却因为成本高昂逐渐减少。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在1—3岁三个年龄组6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独立设置托儿所的只占0.87%。

怎么让年轻人既能安心上班，又能从容带娃？在上海市总工会的支持下，上海一些企事业单位开始探索在单位内部开设“职工亲子工作室”，尝试让孩子在单位托育，灵活配合父母上下班时间，最大限度实现“上班带娃两不误”。中山医院的“晚托班”，就是其中的试点之一。

所谓的“晚托班”，就是小学生下午3点半左右放学，至家长六七点下班这段时间的托管照料。“孩子放学了由单位统一派车从学校接到医院来，等家长下班了再带回家去。”中山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秦嗣萃介绍，目前“晚托班”服务的对象是4—12岁的职工子女，但由于精力有限，也只能服务集中在医院附近7所小学的员工孩子，有10余名。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得到照料，工会还从有资质的社会培训机构请了两三名老师来辅导功课。

“孩子有地方托管，是我们这些双职工的‘刚需’。”刘娟说，“晚托班”解决的正是年轻父母们的“刚需”，“有人督促孩子写作业，结束了还有同龄人玩耍聊天，家长很安心！”

成本：每月1000多元是主流，企事业单位为亲子中心提供补贴

“一家人早上一起来上班，晚上一起回家，很开心！”在上海携程公司总部，针对内部职工子女的全日制托管服务让初为人父的丁毅喜笑颜开。与中山医院的“晚托班”不同，携程亲子中心实行的是“朝九晚六”的全日制幼托，中心占地800平方米，主要接收1.5—3岁的本公司员工子女。

丁毅的儿子今年两岁多，已经在亲子中心呆了一年。“明显觉得小孩性格更开朗了。”丁毅说，自己和妻子都在公司上班，家里没人带孩子，以前在家里请阿姨带过半年，“但是阿姨带孩子的方式比较传统，容易对孩子娇生惯养，我们也挺担心对孩子的性格、脾气产生不好的影响。”而在亲子中心，公司不仅给配备了活动教室、新风系统、游乐设施，还从第三方教育机构聘请了10余名教职员工，中午休息的时候，还能从监控视频里看到孩子今天的表现，这让丁毅感到很放心。

为职工办亲子中心需要不小的投入，企业收不收费，怎么收费？据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介绍，不同的单位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都带有企事业单位内部福利性质，收费比较低廉。

在中山医院，“晚托班”每个月1200元费用，再加上车费和一些点心费，总计在1400元左右；携程亲子中心则每月收取1600元费用，另收28元每日的餐费，包含两餐两点。“总的来说，价格不贵，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丁毅说。

收费低、接送方便，让亲子中心在上班族父母中大受欢迎。“目前携程在上海有员工1万多人，其中6000多人都是女员工，平均年龄28岁，处于生育高峰。”携程人力资源总监邵海晟介绍，目前虽然企业有800多个符合入托条件的婴幼儿，但中心只有100人的承载量，报名非常火爆，“现在等候名单已经超过50人，有的员工从怀孕就开始报名排队。”

“其实，企业做这件事情也给员工带来了归属感，实现双赢。”同样在企业开办了“晚托班”的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洪英杰说，企业办这样一个补充机构，就是让上下班时间能够和学校上下学时间匹配，让一家能够团聚，“这并不是企业又办了一个幼儿园，而是与幼儿园的时间是错配的，是社会办学的有益补充。”

前景：亲子工作室或需避开办学资质设置独立标准，解除后顾之忧

一边是上班族父母的“刚需”，一边是企事业单位也有为职工提供托管服务的意愿，那么，这种方便年轻人的企业托管服务能否复制？

在走访中，多家企业负责人担心的并非简单的场地和人力物力投入，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质以及责任和风险太大。据了解，携程亲子中心办学之初，就曾由于资质停办过一段时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也显示，托幼服务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资质、场地、师资和保险等问题。0—3岁婴幼儿的早教是个法律灰色地带，企业单位没有办幼托机构的许可。同时，婴幼儿安全问题频发。

“以场地标准为例，如果参考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生均面积至少要达到21.29平方米，这意味着招收100个学生需要至少2100平方米的场地，还要配备专门的室外活动空间，对于商务楼里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携程亲子中心主管钱堃说，而办学场地不达标，就无法申请办学许可证，也就无法获得儿童活动场所专属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而在卫生方面，根据规定，托幼机构要有独立的厨房，哪怕证照齐全的企业职工食堂也不能直接给幼儿供餐，另外，绝大部分企业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都不包括托幼管理。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让这种托管服务无后顾之忧？

对此，正在试点的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做出了一些尝试。如在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除加强安全卫生标准、安装监控，还和家长签订了协议，即员工以互助会的形式自愿成立照看组织，企业以提供一定支持的角色存在。在携程亲子中心，企业与家长、第三方教育机构建立了三方机制，并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消除企业在办“职工亲子工作室”当中的一些后顾之忧。

“‘职工亲子工作室’将坚持自建加众筹的运行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巧借市场力量解决托育需求。”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惠娟说，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推动政府为职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务制定政策和标准，并给予相应的优惠和扶持措施；将适时举办“职工亲子工作室”项目对接会，让项目供应方和需求方见面洽谈合作方向和合作事宜；推动“职工亲子工作室”纳入上海工会服务职工实事项目，提供资金资助，规范标准配置、优化管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