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记者 顾军）是什么拨动了读者的心弦？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陈飞雪告诉记者，《珍物》首印一个月，昨天已经加印了。书中这些被宝爱的珍物，没有一件是特别昂贵的，但却因为充满爱的回忆和情感，让它们的主人珍爱到今天。

 

阮仪三︱蠡壳窗

 

（建筑学家，古建筑保护学家）

 

 

阮仪三

 

 

难得一见的蠡壳窗

 

唐人流行直棂窗，同时，由于造纸工艺的成熟，纸张大量普及，开始出现了窗纸。宋代发明出带勾栏的活动窗户。到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大量应用蠡壳窗，工匠们把海蠡的壳打磨成薄片，用铜钉一片片钉在窗格上。阳光照得窗格熠熠发光，滤到室内的光线却柔和清凉。直至清末民初，随着舶来品玻璃的大量运用，蠡壳窗被替代，制作工艺也随之失传。

 

“现在在老房子里，个别地方还留存着。后来在工作中发现，苏州的东山西山留得比较多，因为那个地方的房子，老旧得没有人修，就原样留在那里，但是都很破败。后来在周庄也发现了，有个楼上整片的窗全是，下半段因为淋雨的关系全部烂掉了，但上半段全部都在。哎呀我说好极了。”

 

“后来我在他家里又发现了。”阮仪三指了指身后，杭州孩儿巷九十八号古宅的主人钱希尧老人题赠的一幅字。二〇〇二年，关于孩儿巷古宅的去留，杭州城内的争论已是达到白热化，等阮仪三赶到杭州时，法院其实已经下达了判决：拆。杭州市文保部门将此宅定性为“晚清传统建筑”。然而，陈珲在宅内看到蠡壳窗，后来又发现再度引起争议的宋墙。“我说这就是个明证，老蠡壳窗在的话，这个房子，至少是明末清初的。”

 

除了保住宅子，阮仪三想得更多的，还是怎么让古建活起来。5年前，在阮仪三的鼓励下，许金海开始着手复原蠡壳窗的试验。“西塘开了很多民间博物馆，其中有个纽扣博物馆，有布纽扣、玻璃纽扣，还有贝壳扣，我就想，你能做蚌壳就能做蠡壳。于是我找到许（金海）厂长。许厂长就花了很大功夫做试验。做纽扣都是用江南的蚌壳，蚌壳比较薄，没法做窗。蠡壳窗蠡壳窗，海蠡子才叫蠡壳。以前海蠡子出在南方，我就叫他们到南方去找，果然在海南找到了。”

 

二〇一一年，在安徽歙县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上，阮仪三请许金海展示了他复原的蠡壳窗，当时引起轰动。但是涉及具体的推广问题上，由于蠡壳窗的造价毕竟比玻璃高了不少，推广进行得并不顺利。“照道理说苏州有很多明代建筑，都应该是这个窗，但是很多人怕费钱。”

 

“许厂长也没能‘发财’。”这话半是玩笑半是惋惜，“但是我也不要大批制造，也没有意义，这个窗户毕竟不如玻璃。但是它可以用在历史建筑上，比较真实地恢复建筑原来的样貌。对历史建筑的修复，我们提出‘五原’的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结构、原环境。现在到处都在造仿古建筑。你用现代的材料、现代的工艺，仿造古代的样式，为了旅游的目的，为了观赏的目的，那都是假古董。”

 

（撰文：黄玉琼 ｜ 摄影：方磊）

 

樊锦诗︱姐姐手织毛衣

 

（考古学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

 

 

樊锦诗珍藏的姐姐手织毛衣

 

我在敦煌五十年，敦煌培养了我。我当院长是在一九九〇年代，无所谓了，也可以不当；但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施展，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的，我总在想文物的保护和研究。虽然比起常先生他们那个时候（一九四〇年代），敦煌现在的条件真是好太多了，但也还是苦。然而也很知足了。

 

我能活到今天——虽然也想多活一点儿，实际上知足了。

 

我和姐姐两个人是孪生，出生那一年（一九三八年），我父亲在北京工作，而我和姐姐七个月就降生了，早产，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护士放在保温箱里好长时间才“救”过来。听说我俩特别特别小，如果当时没有协和医院的条件，我们也可能就……后来，我多病，身体一直不好。

 

解放后回了上海。家里孩子多，我和姐姐之外，上有大姐，下有两个弟弟，弟弟比我们小得多。大概我在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某一天到学校上学，忽然腿不会走路了（没有知觉），下课后老师派了个大个子把我送回去，家不是太远，十分钟。十分钟里，我的腿一点儿知觉也没有了。我家住三楼，这段距离等于我是用手爬上去的。后来知道，这是中了病毒，小儿麻痹，一般婴幼儿时期或者胎儿时期就带有的。但患病的小孩，通常不懂，也不会说，一般人以为是感冒发烧。据说这个病潜伏期是一个星期。这病也没办法治，麻痹厉害，就会残废。当时家里以为我是软骨病，老奶奶就去烧纸。后来找到上海很有名的大夫粟宗华，他给看，但是没药也治不了。方子就是，得过这个病的小孩的血，抽出来输上。我家里人就四处打电话求人家帮忙，但最后一个也不愿意给，这也可以理解，小孩都小，家里肯定都很心疼。后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抽家人的血，最后，就是把我姐姐的血抽了给我输上的。整整两个多月时间，我住在挺高级的一家医院，现在我还大概记着这个印象。如果说在别的地方犯这个病，比如兰州的话，肯定又完了。因为来势特别猛，再往上就到心脏，多拖几天就残废了。所以从生命来说，活到一岁是挣来的，活到九岁十岁也是挣来的。我总觉得人应该很知足。

 

我父亲是清华毕业，他不是那种旧社会家长，当我高中毕业考大学，他都没问什么，就问，“考哪儿”，很简单。我一共填了三个志愿，听说我填了北大，父亲很高兴。他说：“我在北大讲过书，当过讲师。如果能考上北大你眼界就开阔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非常好的。”我大学快毕业，到敦煌去实习，那时候同学们对敦煌都很向往。我在图书馆看到《人民文学》，一篇《祁连山下》，主人公是尚达，徐迟写的，写得非常好。到了敦煌看到尚达先生，如果他不戴着眼镜，和老农民没两样。后来我在那里不适应，伙食不合口，单调。再加上我身体虚，吃饭也吃不下，只好提前回来，所以实习时间只是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底到九月或十月，我们小组男同学一直坚持到一个学期。但分配的时候把我分到了敦煌。我父亲知道后，写了封信，是要我给学校的，我没给。那个时候正好是学雷锋，一九六三年嘛，大家都是万众一心建新中国，好像人们不需要怎么作动员。人也比较单纯。我父亲又写了一封信，让我找导师，只是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有点儿像是你不讲信用，还把家长动员出来说情。所以我把他写的两封信都留在手里，没有转交（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被我烧掉了）。当时我们在北京，记得我父亲说：“好。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到现在想着都很感动。我父亲是一九六八年年初去世，当时我已经工作五年了，也已经结婚成家。我说我考到北大，他点头；信没交，一句没怪我；去了敦煌，只在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七年见过两次，一九六八年他就去世了。我父亲在生前，工作很辛苦，每次回家，他就在加班。有时候写信问家里怎么样了，他就说“为人民服务”。

 

不过很庆幸，能到现在，也是父母兄弟都帮着。父亲过世后，家里相当困难，两个姐姐，相比之下那时全国工资都差不多，我在敦煌工资还高些，我就把工资寄到家里。每次回来上海，我弟弟就做好了菜带到这里来。我们互相都不会多说什么。到今天，我父亲去世四十多年了，我们感情还是很好。我姐姐喜欢织毛衣，在这方面很有研究，不像我完全不懂穿戴。有一件她织了好多年，里边还配了个里子，可以当小大衣——敦煌不是很冷吗。但我又很邋遢，不知道怎么洗，所以穿脏了就交回她去洗。这一件我常穿，在身边好几年了。我也有西装，基本不穿，女同志的衣服老在变，我说我是老太婆，人也老了，穿的衣服可能是古董。

 

我觉得我能活到今天靠的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

 

（口述：樊锦诗 ｜ 采访：夏楠 ｜ 摄影：马岭）

 

金宇澄︱史密斯船钟

 

（作家）

 

 

金宇澄

 

 

金宇澄：我脑子里，忽然听得秦师傅宁波普通话，“暴风雨就要来了”……

 

我师傅姓秦，钟表厂八级钳工，额角戴一只钟表放大镜，讲宁波口音上海话。一九八〇年代初，上海尚有无数钟表工厂，我随秦师傅踏进车间，眼前一排一排上海女工，日光灯下做零件。秦师傅说：“我师傅的师傅，以前叫‘外国铜匠’，等于我‘外国师爷’，这个赤佬爷爷讲过，中国人，最最了不起，发明一双筷子，象牙筷，毛竹筷。外国，有一座阿爱比思山，四十年前大雪封路，有个外国农民怕冷不出门，手工锉了一件‘擒纵轮’，厉害吧。外国乡下人厉害，每家每户，备有什锦锉刀、小台钳，家家农民做金工、刻工，开春阶段，收集邻里手工零件，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装出一只三明一暗玻璃门八钻自鸣钟，想想看，天底下有这种怪事体吧。”

 

这段言论让我记得，我最熟悉的地方，不是上海，是东北。我到东北农场混过7年饭，经常大雪封路，大兴安岭，雪灾一场接一场，我当时做泥水匠，落了大雪，也要走家串户，修烟囱，修火炕，但即便我当初再卖力，也不可能想到，可以手工锉一只生铜“擒纵轮”。中国人不会有这种怪习惯，每家每户，炕桌上面摆一只笸箩，放一叠卷烟纸，十几张黄烟老叶，看不到一把锉刀、一只台钳…… 雪实在太大了，这种天气，东北人是“猫冬”了——烤火，卷根黄烟，吃开水，吃瓜子，嚼舌头。

 

直到我回了上海，调到厂里，踏进钟表世界，不管生张熟魏，人人懂得校快慢，擦油，理游丝，调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我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讲钟、讲表，怕听滴滴答答声音。周围师傅师妹与我相反。印象比较深的是，秦师傅搬来一件东德GUB精密天文航海船钟，引得外车间不少人围观，议论纷纷，这座小钟，外套精致木盒，钟身、钟盖均是铜制，密闭防水厚玻璃，夜光读数，附带万向支架，即使船身历经超级风浪颠簸，摆轮一直保持水平运作，相当稳定，包括机芯、秒轮，结构极特殊。至于航海钟带进厂内的前因后果，包括之后车间陆续出现其他船钟，“报房钟”、“船舷钟”等等，具体记不得了，我只学到两个中国字：“船钟”。

 

一九八〇年代初，香港开始渗透新式电子钟、电子表，本地钟表业走低，国企大量生产电风扇、洗衣机，无限制需求机械“定时器”，秦师傅因此调入“定时器研发组”。有一天，秦师傅对我讲：“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语气重点是“暴风雨要来了”。这句有名电影台词，外国地下党名言—— 南斯拉夫某某老钟表匠面对镜头，讲了这一串接头暗号，意味深长，背后满墙挂钟，发出滴滴答答声响……

 

造机械“定时器”，零件不算多，也千头万绪，厂内早年进口的瑞士钟表机床，匹配专业零件，难以转为他用，钟表业极其陌生的“注塑”模具，按常规金工来做，无法达到精度，面临情势是，厂产钟表，销售下滑，自做“定时器”，达不到行业要求，不少专业大厂，开始进口“定时器”…… 一切变化，就是秦师傅宁波普通话预测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以后，再以后，这些厂，这些师傅们，全部消失了。我做了编辑。

 

二〇〇〇年，我推门走进长乐路一家古董店，壁上三只船钟，让我头晕眼花，店主敬我一支烟，搭讪道：“海上强国，英国牌子史密斯SMITHS；高精度有美国货，当年做两万三千只汉密尔顿HAMILTON天文船钟，全部装备海军；苏联货色CCCP，铝壳，白壳子，卖相难看一点，其实是战后吞并东德技术，抄东德GUB牌子，也不错的。”

 

我脑子里，忽然听得秦师傅宁波普通话，“暴风雨就要来了”……像我重回车间，秦师傅讲:宝塔轮，十二钻，不锈钢棘爪，鸡嘴弹弓，厚夹板，五十六小时…… 混进了店主的声音。

 

我念经一样答复：“夜光读数，抗冲击，抗摇摆……”

 

店主说:“前天卖脱了一只赞货，钢蓝秒针，时分针嵌金。”

 

奇妙莫名。这一天，我最终买了SMITHS船钟。记得秦师傅讲过，SMITHS有调整精度“快慢夹”小窗，眼前这一个，即使调到最慢，全天也快了一小时，可惜我这个曾经的徒弟，至今不懂“擦油”。店主讲，目前擦一次钟油，市价四百。唉唉，我不算秦师傅徒弟了……

 

去年路过乌鲁木齐路某旧货店，一位潦倒老先生，夹了一件哥特式老黑座钟进门，店主开价三百二十，老先生还价五百，店主不允。我走来走去，期待老先生带钟出门，我想跟到店外开口说，我可以出五百…… 但我同时自问，买了钟，我以后呢，我不是南斯拉夫老地下党，罢了。走出店来，我想到了秦师傅。

 

旧钟的记号，钢印，标识，油漆特征，底盘式样，钥匙，提手，样样沧桑。我曾经的熟人，台词，机器，画面，回忆，全部隐退了。上海是一块海绵，吸收干净，像所有回忆并未发生过一样。

 

（撰文：金宇澄 ｜ 摄影：章媛丽）

 

 

《珍物》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