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海缥缃，蔚然称盛”出　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6月的一道谕旨，“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缥缃”念piǎoxiāng，意为书卷；“弆”念jǚ，意为保藏。四库馆正在辑录中的　《四库全书》　犹如书卷的海洋，刚刚落成、用以保藏它们的文渊阁犹如文化的渊薮。“薮”念　sǒu，渊薮意为人或物聚集的地方。乾隆之所以倾十年之力“亲批阅厘正”，是想借这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昭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稽古右文”意为考察、总结古代经验，重视、弘扬文化教育。

 

缥缃、弆、渊薮、稽古右文……当时间把乾隆年间的这些词划归为生僻词，那我们又该如何阅览文字信号更为邈远、集古代图书之大成的　《四库全书》　呢？　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　《中国藏书楼》　序言中写道：“唐代以前，一个勤奋好学的读书人，竭尽个人精力，可以读遍群书。宋以后的学者，即使十分勤奋，皓首穷经，也读不完所有的书籍。”文化大家刘梦溪先生曾说，20世纪学者中，只有马一浮一人通读过《四库全书》。

 

 

 

想必这是掠影般的通读。不妨来做道算术题：《四库全书》　共有8亿多字，繁体竖排、没有标点；一个人就算每天读古文万字，一年400万字，50年2亿字，那他需要花四辈子，才能领略　《四库全书》　的全貌。我们如果把传说中拥有9999间半　(实则9371间)　房屋的紫禁城比作建筑的迷宫，那么，卷帙浩繁的　《四库全书》　堪称文字的迷宫。

 

迷宫中有个黑洞，把我们的光阴毫不留情吸走。被臣民们高呼万岁的乾隆爷，也只能在逝水光阴中瞥见吉光片羽。能让乾隆心怀崇敬和谦卑的，除了自己的爷爷康熙皇帝之外，恐怕只有　《四库全书》　了吧。这样的敬与卑体现在“盛赞”中：他常常诗兴大发，盛赞文渊阁和　《四库全书》。也体现在“分享”中：在四套　《四库全书》　先后入藏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内廷四阁”之后，乾隆又命再抄三套，分贮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对江浙士子开放；即便在唯我独尊的紫禁城，乾隆也不敢独享藏书，而是允许嗜好古书、勤于学习的官员经申请之后赴阁观览。

 

一个人永远读不完的书，当由天下的读书人，来完成对它的集体阅读———这是乾隆的圣明。但他万万猜不到的是：今天的故宫竟有三套　《四库全书》　影印本。“升天”的乾隆爷若俯瞰红尘，欣慰的同时会不会有一种在工业文明面前的无力感呢？

 

 

 

然而，工业文明里的人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　工业文明擅长复制，却无法用十年之久、数千人之力，以一笔一画砌起文字的圣殿。《四库全书》　和文渊阁，成就了让后世代代传诵的文化传奇。走近它们和走进它们，是对文化的朝圣。

 

史外之史，书外之书

 

登故宫东华门城墙，往偏西偏北观望，在黄琉璃屋顶的宫殿群中，一眼便能找出黑琉璃覆屋顶、绿琉璃镶檐边的文渊阁。一地黄花之上，它恍若一只临时栖落的绿孔雀。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代文渊阁在南京宫中和北京宫中各有一座，用以编书、藏书，均毁于明末战火。清承明制，也设三殿三阁大学士，其中的文渊阁大学士，唯在1776年清代文渊阁建成之后，才既享其名，又得其所，一如文渊阁东侧御碑亭内的　《文渊阁记》　碑文所言：“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乾隆沿袭了文渊阁之名，又沿袭了文渊阁之用，偏偏就不沿袭黄屋顶。

 

红墙黄瓦，是皇宫“该有”的样子。奇数开间，以居中一间即明间对称布局，是体现皇帝至尊的祖制。而乾隆要建的文渊阁，将这些统统颠覆了。它面阔6间，尽管将东起第三间增宽，西尽头最后一间辟为狭促的楼梯间，但它的中心依旧偏离了南面文华殿中轴线1.05米。之所以拿祖制来妥协，盖因为在乾隆心目中，文渊阁既是宫殿，更是藏书楼，而藏书楼的优秀模板，当属浙江宁波天一阁。书最怕火，当时已屹立200多年的天一阁在建筑规制上彰显了以水压火的理念：屋顶黑色，黑色在五行中主水；上下两层，上为通间，寓意“天一”，下分六间，寓意“地六”，郑玄《易经注》有云，“天一生水于北，第六成水于北”。

 

 

 

乾隆不仅采纳了这些理念，还“以水喻文”：“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遂将“内廷四阁”定名为文渊、文源、文溯、文津。

 

乾隆对“水”的在意，是一种“厌胜”心理。“厌胜”即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期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文渊阁大量采用了“厌胜”手法：灰色水磨砖墙代替了红墙，以“河马负书”为内容的冷色调苏画代替了龙凤彩画，阁前凿方池、架石桥，池桥栏板上雕有水生动物图案……乾隆对　《四库全书》　敬与卑的第三个体现，是“厌胜”。

 

乾隆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阁在书在，继绝学开太平。然而，他所缔造的盛世，不到半个世纪就成了强弩之末。当　《四库全书》　裸露在内患外辱的岁月中，藏书楼不再是它的庇护之所。从1853年起，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文澜阁与其所贮图书相继被焚。但文化自有文化的坚韧———文澜阁本绝处求生，文渊阁本南迁图存，文溯阁本内迁保全。藏书楼和　《四库全书》　早已自成史外之史，书外之书，既是火光中的离乱史，也是中国文人的信仰史。

 

文渊阁，就是历史的见证。

 

 

 

文渊阁是七阁中保存最好的藏书楼，未曾大修，仅于1932年进行过一次小修，梁思成与刘敦桢等建筑学家携手，解决了梁柱的下沉问题。2013年5月，文渊阁对游客开放，游客可走过石桥，在阁前的栏杆外往里张望。

 

日前，我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专家黄希明的引导下，走进文渊阁。当登上仅按一人体量设计的逼仄楼梯，来到其“明二暗三”格局的中层走廊，我发现脚下的木地板非常明显地向沿墙的书架倾斜。黄希明解释，那是因为书架那头重，木头有韧劲，不必担心。

 

当我退出文渊阁，隔着方池仰望文渊阁的重檐，突又发现“文渊阁”匾额上方的檐边略有下垂，使得檐边线看上去像一条曲张的静脉(见上图)。黄希明继续解释，原本是笔直的，经过那么多年风风雨雨，成了这样，不过不要紧。

 

时间留给文渊阁的，既有离散之痛，又有保全之幸，但都将成为它所负荷的历史之重。这样的重，压沉了梁柱，压斜了楼板，压垂了檐边，但文渊阁承受得起。

 

旧时光与新惦念

 

黑色屋顶、深绿廊柱、为增加贮书面积而在上层楼板之下暗中多造夹层的“明二暗三”、藏书楼一侧的御碑亭……规制如此统一，“内廷四阁”会不会“长”得差不太多？

 

但故宫的文渊阁却能刷亮你的眼睛———它是南北七阁中唯一的重檐歇山式建筑，而其他六阁则像“天一阁”一样，均为重檐硬山式。

 

抛开建筑学上的解释，我们来用最简单的描述区分这两种屋顶式样：硬山式是民间最常见的双坡屋顶；歇山式是官式做法，上面是双面坡，下面是四面坡，能产生这样的过渡，是因为连接屋顶最高处正脊两端的四条垂脊并未像硬山式那样直接垂下来，而是往外撇了一下。天安门城楼就是重檐歇山式，文渊阁和天安门的屋顶属同一个式样。歇山式能让建筑的侧立面上丰下锐，稳重、玲珑又气派。

 

乾隆对文渊阁的重视，不仅在于给它安了个歇山顶，还在于它的体量也是七阁中最大的。面阔34.7米，进深14.7米。

 

院中遍植松柏，阁西和阁北，用太湖石垒成假山。从文渊阁及阁东御碑亭之间的通道北望，由近及远分别是阁侧灰墙、松柏、假山、围墙、蓝天，很有层次。

 

 

 

这样的世界里，乾隆的身心是舒展的。文渊阁的大体量足以容下下层和中层两张宝床及上层的两张御榻。乾隆可以随着菱花窗门里投进来的光线的角度，在床榻或躺或坐，找最舒服的姿势，看任意想看的书。

 

大体量还保证了文渊阁能在贮书和览书之外，满足礼制方面的需求。清代每年春秋两季，皇帝要在文华殿举行经筵活动。经筵，即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雍正年间，经筵之后增加赐茶礼，遂成定制。赐茶礼原在文华殿东西配殿等地进行，文渊阁建成之后，改在了这里。

 

《国朝宫史续编》记录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赐茶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用近十年时间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入藏文渊阁，乾隆龙心大悦，特选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经筵礼成，之后大办赐茶礼。“设御筵于宝座前……张演剧行台于庭中……所有人坐、进茶、进酒、进果馔……命诸皇子分颁恩赏总裁等九人、总纂及各官七十七人如意、文绮、杂佩、笔墨、砚、笺。”修书有功的四库馆馆臣们在文渊阁广厅内饮酒喝茶、看戏吃饭，还能从诸皇子手里接过御赐的玉饰、绸缎、文房四宝。他们抬抬眼睛，就能看到文渊阁横眉上悬挂的匾额，上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为文渊阁落成而作的御制诗：“每岁讲筵举，研精引席珍……四库庋藏待，层楼结构新……”从乾隆四十一年到四十七年，文渊阁与乾隆和馆臣们一起，“四库庋藏待”，一“待”便是6年。

 

那时的广厅正是今天的布局。广厅连通楼下六间的东起二三四间，广厅左右各置一个独立的书架，正中设紫檀文榻，铺明黄色坐褥，榻侧有凤式鸾翎扇一对，榻后有围屏，榻前有紫檀龙书案一张。如今案上，空空如也。

 

但我们能将案上的摆设在脑海中一一复原。经台北故宫现存清咸丰七年《文渊阁陈设图》与《文渊阁陈设册》指引，可明确案上日常放置着汉玉鱼磬、暗花梅瓶、双耳方罇、木根笔筒、铜镀金镇纸、紫石砚等物。

 

书案与图册，书架与文渊阁本，暌离已久。如果物能通情，它们一定会隔着海峡彼此惦念，渴盼有朝一日重聚、合璧。

 

2015年10月，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建院90华诞共襄盛举。22日，两位前院长———北京故宫的郑欣淼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功鑫在京小聚。席间，周院长回忆起2009年2月14日的破冰之行，“我当时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文渊阁。《文渊阁四库全书》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我要看看曾经安放它的那个空间。”

 

那天，文渊阁专门为她而开。虽是初见，却早已相识。纸墨经岁月积淀之后的芳香沉凝在书架上、门扇上、匾额上、楼梯上，她一定嗅得到。

 

拣阅《四库全书》影印本去年起，文渊阁又有了藏书，即全套按原色原大原样影印的文津阁《钦定四库全书》，36312册，书页用手工宣纸，封面用耿绢，6144个书函用金丝柚木。为了珍藏这套书，同时也考虑到文渊阁的承重，阁内只象征性摆放了一些，其余收进了库房。但我们通过依然还在原处的103顶书架，可以遥想当年贮书的盛景：下层20顶放置经部书960函；中部33顶放置史部书1584函；上层50顶放置子部书和集部书共3600函。

 

经过特许，我得以拣阅其中的经史子集各一册。分别为黄、赤、蓝、灰四色。有人可能疑惑，难道不是绿、赤、蓝、灰么？乾隆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大意是说，书籍浩瀚，怕颜色混淆不好找，所以拿四季的颜色加以区分，经部居典籍之首，一如新春更始，应取绿色，史部著述繁盛，如火如炽，当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有如秋收，宜用月白色即浅浅的蓝色，集部文稿荟萃，好比冬藏，对应灰黑色。

 

那我手上的这册在扉页标为“经部七经小传卷”的经书，封面怎么是黄色的呢？民国年间编纂的《清宫述闻》给出了解释：“经用黄，解经用绿，史用赤，子用蓝，集用灰色。”“内廷四阁”均按上述五色分类书籍。

 

翻开“经部　七经小传卷”，首页钤有“文津阁宝”御印。植物般茂盛的繁体字，埋伏在纸页的清香里，筋脉伸展，摇曳多姿，撇捺张弛有度，笔锋柔中带硬，墨汁似乎刚刚收干，笔墨砚台收哪里了？　写字的人儿哪去了？为何遍寻不见？却只留下这

 

样的字，让看的人心头一疼，眼睛发热。周围的声音全没了，若能穿越，你一定愿意来到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设的四库馆曾先后任用360名正式馆臣，负责征书、纂修、校订等各项事宜。馆臣大都是文人名士，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为保证《四库全书》辑录进度，四库馆先后选拔了3826名抄写人员，给他们分派了任务：每人每天抄1000字，每年33万字，5年180万字。字体不工整者，罚多写一万字。5年期满，工整抄写200万字者，将以官职犒赏。

 

抄写有严格的规范：书页以红色格线“朱丝栏”分行，每一张对折相连的筒子页共有两面，每面8行，每行用端楷抄21字。

 

数一数每行的字数，我发现文津阁本有的行是21字，有的行只有20字。

 

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张荣的特许下，我又看到了故宫另外两套《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套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按现代图书装帧，每一页上缩印了文渊阁本的2张筒子页。全套共1500册，码放于图书馆的内部阅览室。另一套存放在图书馆库房，其外观和文渊阁原藏本相仿，但每一页其实缩印了8张筒子页，字迹更小。

 

我特意又数了数文渊阁本每行的字数，满行均是21个字。由此可见，文渊阁本的抄录更规范些。

 

比对中的疑问

 

但格式并不是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比对的焦点，文本内容才是。七阁都先后进行过两次复校。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源阁本都是在纪昀即纪晓岚主持下校对。他去了三趟承德，校了三次文津阁本，但“次”这个概念似难以衡量文本优劣，他毕竟常住北京，因而对紫禁城文渊阁本及圆明园文源阁本的校对，很难用“次”来计算。前文中提到，全部读完《四库全书》至少需要四辈子，那么，纪昀为何能遍校群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在他的《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中点出了关窍———纪昀工作量惊人的背后，在于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助校，而功劳全在他一个人名下。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爱平通过对百万余字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的爬梳来寻找历史的“线头”。她发现，两次复校皆因乾隆看到文津阁本讹误而引发，但每次复校都由文渊阁和文源阁带头，不仅率先改正了讹误之处，而且每改必录，形成“签改档册”，成为他阁全书的查改依据。第二次复校时，档案下册第2279页有一条记录，“舛漏条数视文源阁书较少十分之二。”用大白话讲就是，文源阁本如果有10条讹误，那文渊阁本只有2条。黄爱平指出，“由于文渊阁所在深宫禁地及其贮藏第一部《四库全书》的特殊地位，参与复校工作的朝廷官员均不敢怠慢，校得比较认真。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阁书的质量。迄今文渊阁《四库全书》仍被公认为七阁全书中最好的一部，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严格认真的两次复校，是不无关系的。”

 

她的观点与任继愈所编　《中国藏书楼》一书是相符的，该书从“校勘最为精细”“种、册数为最全备”“版本依据有所不同”三方面来阐述为什么文渊阁本最精。该书的1340页有一段话，“每岁仲春，经筵毕，例于此赐茶，乾隆帝经常会到此，校勘人员诚恐再见而获罪，非常小心仔细。”

 

乾隆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在他手下干活绝对高风险，《四库全书》是他心头挚爱，谁要添乱、出错，可就倒大霉了。乾隆曾对征来不恰当书籍的江西巡抚海成处以“监斩候”，相当于死缓，总纂官纪昀被记过3次，纂修周永年被记过50次，总校官陆费墀被罚得倾家荡产……

 

文渊、文津两种阁本的种、册数谁最完备？这也是有争议的。各阁本子曾在两次复校之外，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补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起是第一次，补了　《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28种共计1600册书；第二次是嘉庆八年(1803年)，补了乾隆晚年诗文集四种以及《八旗通志》一书，加盖了嘉庆御印。至此，《四库全书》终成全帙。

 

时移世易，谁又能保证全帙没有任何逸散呢？1917年春，内务府牵头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全面清查时发现经、史、集三部各有阙书阙卷现象，其中经部阙《四书大全》10卷，子部阙《天经或问前集》、《天步真原》等书共12卷，集部阙《李太白集注》一卷，总计23卷，后来派人按照文津阁　《四库全书》　原本补抄齐全。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　《四库全书》是七阁之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被认为对其它几阁的文献补辑意义非同一般，该阁本甚至还存在其他阁本没有的孤篇，这样说来，文津阁本是不是最全的呢？

 

1924年底，清皇室迁出故宫，次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文渊阁《四库全书》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0年，图书馆有关人员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统计阁书凡3459种，36078册，6144函，被认为“无阙失现象”。而此前的1925年，学者陈仲益就在　《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现》一文中指出，文渊阁《四库全书》阙唐司空图《诗品》一卷。后来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果然找不到《诗品》。如果仅仅阙失《诗品》，那文渊阁本会不会是最全的呢？

 

“内廷四阁”抄录的格式有严格规定，因字迹疏密而凭空多抄出来一册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来，各阁的册数应该是最说明问题的了，但就连这一数字也是扑朔迷离，很多文章里干脆只提3.6万余册。前文提到的1930年对文渊阁本的清点，是36078册，可文物南迁时却被记录为36533册，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天的官方网站上，黑底白字显示为36381册。文津阁本既然有补辑意义，而且有孤篇存在，那册数似乎应该更多才对，可它的数字是36312册，另一说是36304册。这怎么解释？

 

失去文渊阁　《四库全书》　原书的故宫，如今却藏有文渊、文津两阁的影印本。我得以在匆匆的比对和相关资料的学习中提出了一些疑问。本文如若能推动学术上的讨论和释疑，那这块砖就算是抛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