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这一回，武霞敏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了。要不是老伴儿突发疾病入院，自己还得动个小手术，年近八十的武霞敏还真没有停下来歇一歇的意思。

自39年前为邻家孩子开起“答疑小灶”至今，武霞敏老两口就再也没有闲下来过，先后接纳600余户特殊困难家庭子女，义务“一对一”补课累计超过5万小时。绝大多数孩子就此考取了大专及以上院校，个人乃至家庭境遇就此改观。

一对肢残夫妇，常年为困难家庭子女义务补课。你怎么想？

外人“脑补”出的一箩筐辛酸和一大堆疑惑，在坦荡直率的老两口面前被直接“秒杀”：“老师教学生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不谈宏愿，也没有腾空的情操。人，有时候只需要给自己一个交待。

从小立志，要对得起家人的付出

下午一点半，习惯了以往补课时的“拖堂”，武霞敏常会在这一时刻用午餐。她手扶着一张前脚安上滚轮的靠背椅，在屋里来回挪动，打扫、做饭，不紧不慢。这张椅子是她为自己特制的，坐凳被改造成一个储物筐，里面放着电话、保心丸、降压药、笔和纸，“走哪儿带哪儿，以防万一”。

桌上有绿植，墙面装点着字画，家里也被拾掇得整洁透亮：“我什么都能做，哪怕踩踩老式缝纫机，走走针线，也是一把好手！”

这次老伴住院，武老师才头一次向所在的斜土街道干部求助：要求派一名助残员帮忙临时配个药。不到万不得已，她才不愿开口，因为“除了腿脚不便，我和普通人无异。”

武霞敏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致左腿残疾。家人带着她去外国人开设的诊所安装矫形支架。每长一岁，支架就得换一副。她清晰地记得，每次母亲都是泪眼摩挲地说服诊所在价钱上给予一点儿优惠。在她幼小的心里，一颗要强的种子破土而出：要对得起家人的付出，无论如何，不能被人看低了。

到了考大学的年龄，她一心报读医学院，结果被通知“体检不合格”；想报考物理学、化学专业，却因“需要长时间站着做实验”而被拒。就这样，她最终进了华东师大数学系。

数学就数学吧。要强的武霞敏在学习中丝毫不放松，毕业时以优异表现分配进了上海交大数学系。

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校园，武霞敏的教学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上课只带两支粉笔，全程脱稿，所有题型甚至数字都记在脑子里，并随时欢迎同学“提问开炮”。

学生眼中的“麻辣教师”，只有在遇到一个人时才会真心服气——那就是其先生王震。安静谦和的王震，出身寒门，也同样腿脚不便，却靠自身奋斗进入当时的辞海编辑所工作。

武霞敏嘴上对老头子百般“嫌弃”，说他就医连病史都说不清，不开出菜单就不会买菜……私底下却透露出十足的尊重和依赖：老头子收藏的旧式资料柜被摆放在屋里最显眼的位置；老头子编写的书册被细心收藏起来；老头子获得的奖状被垒得整整齐齐……每每出门，两人也总是相互搀扶。

给贫困孩子补课，也是源自当年老头子的一句话：“知识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你就当帮帮他们吧。”

不谈理论、不做习题，先“矫路子”

最早，同住一楼层的两位邻居家孩子要参加高考，听闻武霞敏是大学教授，便主动上门讨教。武霞敏帮他们短期“冲刺复习”，结果二人分别考上了北航和同济。

有了成功案例，老两口自然而然想到了身边更多的残疾人、低保户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困难家庭的孩子。街道推荐来的、残联送来的、朋友介绍的……只要是困难家庭，老两口总是来者不拒。补课的范围也慢慢拓展为从预初一课程直到高等数学。补课节奏则是工作日每晚一名学生，双休日“朝九至晚九”，每名学生一小时，一对一依次补习。

武老师的教学风格依旧延续“麻辣”路线：上来第一课，不讲理论，不做习题，通常是先“矫路子”———搞明白为什么要学习、怎么学。武霞敏说，这些孩子有着同龄孩子的通病：玩心重、易偷懒，“不搞清楚为何要学习、究竟为谁学，后面所花的功夫都将是白费劲儿。”

当然，对于这群比较特殊的孩子，武老师费心的远不止于学习。

婷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亲子关系一度不佳。父母想让她回老家，她舍不得离开上海。武老师主动和班主任沟通，了解孩子学习情况及个性特征，主动充当起了亲子间的“润滑剂”。现在，婷婷留在上海读书，还在学校当上了大队长。

小马，有明显的自卑情绪，成绩不佳。武老师帮忙补习数学，老爱人指导语文，同时还注重给孩子做心理辅导。现在的小马已考上大专，自信开朗了许多。

甚至于，每年5月前后，武老师这儿还管起了中考、高考的“填报志愿”，老两口根据每位孩子模拟考的成绩、意向学校往年录取情况等为他们提供建议。

直到现在，老两口家里没有安装网络，因为“根本没时间上网”；但却安有两部电话，一人一线，方便24小时为学生电话答疑。

不巴望被人记住，只愿对自己有个交待

多年前，小芳考上大学并取得出国留学的机会，老两口当即拿出5000元，“你到那里举目无亲，这些就当做伙食费，吃点好的”。

小张考上了大学，老两口给他捎上寝室的床上用品，还塞上3000元生活费。

这些年，老两口一边这样自掏腰包资助贫困学生，另一边却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改善了自己原先仅18平方米的居住空间。

一些受益的学生此后当上了志愿者，为贫困的学弟学妹们补习功课；也有受益的家长深受触动，就此当上了社区助残员。

有一个事实，老两口从不避讳：600多个学生中，真正保持紧密联系、常来常往的也就是那么十多个，时间的长河中，更多人走着走着，就慢慢散了。

更大的挑战来自精神层面：好事做了几十年，小有名气的同时也带来了“副产品”——不知所谓的蜚短流长和质疑。

旁人的一声叹息，到了武老师这儿就咂摸出了别的滋味：“从没巴望被人记住，我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儿，对自己和这份职业都有了一个踏实的交待。我花心思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也总有破土、开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