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以儿童为主题的油画《提着水罐的小女孩》

人们探究过去存在的某个事实，往往是被当下生活的关切所推动。比如，在很长时间里被忽略的儿童史，如今成为当代史学中的显学乃至富矿，从家庭关系到社会转变，都有儿童的身影在西方史学活动中闪现，就与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上日益受到重视分不开。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　《儿童的世纪》，是历史学关于儿童的第一份专门研究，不仅开辟了全部或部分西方家庭史的研究，而且引起了心理史、艺术史、医学史、人口史、宗教史、文学史等学科对儿童题材的兴趣。

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西方儿童史》　(上、下卷)　则是由意大利和法国学者共同主编，展现了学界在挖掘儿童史过程中的新发现，也不乏对于当下儿童处境的深刻观察。

———编者的话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　《西方儿童史》　(上、下卷)，由意大利学者艾格勒·贝奇和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朱利亚共同主编，20多位历史学家参与写作，堪称自　《儿童的世纪》　一书问世以来西方儿童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一方面，该书遵循了后者的学术路径，另一方面，则在反复检讨历史上的儿童观念的基础上，展现人们在挖掘儿童史过程中的新发现，其中不乏对于一些重要问题在既定认知上的扭转。

比如，就西方儿童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来说，新的研究已经摒弃了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在　《儿童的世纪》　中提出的儿童历史呈线性发展的思维。过去人们认为，在中世纪没有儿童观念，到近代初期，儿童观念在西方中上层社会才逐渐出现，儿童史是儿童的境遇不断改进的进步史；而随着儿童史研究的铺开，这种说法很快受到质疑。研究者发现，不仅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典时代，西方社会不乏父母对孩子充满感情的资料。

做历史研究不易，因为资料难找。书写儿童的历史，则是难上加难。儿童的历史是由成人来写的，但儿童自身并没为历史学家提供充足的文字材料，出自孩子之手的日记少之又少，关于童年的回忆也还是成人之作。儿童的历史大体上属于“无言的历史”。不难理解，自阿利埃斯以后，对儿童史的研究往往利用间接的文字材料，如医学、文学、宗教学说、教育等有关儿童的论述。而用图像、玩具、游戏、服装等实物，以及用哺乳、弃婴、规训、教育等行为方式作为证据，对儿童的生活、情感进行深入分析，这与其说是对史料的开创性应用，还不如说是在史料缺乏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由于没有文字做媒介，这些新材料所包涵的意义是靠历史学家释读的。而全部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其中的意义。

在儿童史研究之初，解读的方式充满了争议，其中，以现代人的标准去看待、追溯和评判过去的做法最受诟病。比如体罚孩子，一些心理史学家会轻易地将这种行为归于父母“不近人情”，没有把这种行为放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下去认识和理解。《西方儿童史》　的作者注意到这种行为发生的复杂原因，认为“毕竟暴力是当时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也透露出生活条件的艰苦”。对于有些行为，也不能简单地判断其中有没有儿童观念或父母对孩子有没有感情，它们可能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有关。再比如对婴幼儿身体成长的认识，17世纪中叶的理论认为儿童的身体具有可塑性，用襁褓束缚孩子的身体有助于塑造好形体。但到后来，人们发现襁褓和紧身衣束缚了孩子天性的发展。所以，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襁褓就被看成是一种“野蛮”工具而招致猛烈反对。关于孩子学步的认识也是这样，做父母的乐意看到孩子早早独立行走，往往设法让孩子学走步，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医生却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孩子的双脚具有不借助外力而直立行走的能力，当他有能力站立的时候，他就会有行动的需要。这些论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上儿童生活和成长环境的认识。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儿童为很多学科所关注。研究历史上的儿童，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借助于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心理学、精神分析法在儿童史研究中有用武之地，尤其在史料不足和有些材料意义不明的情况下，应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儿童史兴起之初，心理史学的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初的儿童史专业刊物　《儿童史季刊》　其副标题即为“心理史杂志”，由此可见心理学在当时的儿童史研究中的影响。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作为史学活动所借助的理论和方法论，心理学在儿童史研究中的影响如此突出，不免让人觉得喧宾夺主，过于依赖心理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难免误读其中的意义。历史研究需要把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且还要关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比如，仅仅根据儿童服装的样式难以得知社会中是否具备儿童观念。按照阿利埃斯的说法，中世纪欧洲人缺少儿童观念，儿童是成人的缩小版，他们穿着像成人，一旦到了可以独自行动的年龄就混入成人世界。这个说法显然是从现代反推历史，而不是把儿童的衣着放在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下进行观察、分析。同样，把孩子送进济贫院，也不能成为证明父母对孩子没有感情的依据。《西方儿童史》　的作者把这个题材放在经济、战争、宗教、家庭、人口等因素下进行综合分析，比简单的心理分析更符合历史场景。

与此同时，《西方儿童史》　的作者也注意到，看上去美好的现代社会，世界范围内儿童的处境远非令人满意———我们能从商业广告上所看到的“幸福”儿童并非普遍范例，童工依然不计其数，在幸福与悲惨的两个童年世界之间，还存在很多处境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儿童。因此，“儿童史并不是一部进步史”。当然，现代世界对儿童的关怀前所未有，儿童的幸福面肯定扩大了，至少，我们从广告、电视、杂志的封面上发现，成人们用来表现儿童幸福的途径和手段的确多了。但是，“人们能够在不考虑儿童的话语的条件下去讨论这种幸福吗?”书中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警示我们，任何关于儿童历史呈线性进步的观点都有可能表象化、简单化，儿童所依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无法从理论上假定儿童历史的普遍进步性和儿童现状的统一性。

西方的儿童史学无疑为中国的儿童史研究提供了借鉴。然而，从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对历史儿童的认识还需要进行比较，以便获得不仅仅对儿童本身，而且对儿童所依附的社会的更深刻的理解。它涉及老人赡养、财产分配和继承，以及从家庭关系到人口、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许多的方面。

儿童的历史依然还是史学的一个富矿，期待　《西方儿童史》　在中国的出版成为挖掘丰富的中国历史内容的一块垫脚石。

文/俞金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