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下了整整一天大雨的首尔，似乎就这样告别了夏天。直到傍晚时分，天空方才露出一丝善意。秋寒中，位于韩国首都西侧的世界杯足球场冷冷清清，首尔FC球迷商店放着喧闹的音乐却门可罗雀，球场下的超市与IMAX影院亦鲜有人问津。穿过层层通道直抵新闻发布厅，才能体会到与室外天壤之别的热闹。

约百名中国记者，以及数量相当的韩国记者，将这间并不宽敞的厅室塞得人满为患。只不过，对于后者而言，这是四年一度的“日常任务”———韩国队在为自己的连续第九次晋级世界杯而努力，自1986年以来，他们从未缺席过世界杯预赛亚洲区最终阶段的比赛，他们始终是亚洲足球的最强者之一。而中国足球却是这个舞台的稀客。谁都知道，在国足前十次冲击世界杯资格的征途上，他们只成功了一次，比这个如同中奖一般的数字更可怜的是，中国队甚至已经阔别十二强赛(也就是早年的十强赛)　整整15年。参加过2001年十强赛报道而这次又来到首尔采访的中国记者不过那么八九位，他们中最年轻者也已经38岁。记者况且如此，职业生命更短的球员更可想而知。一等白了头，从此不念君。

好在，五个月前，国足以最额手相庆的方式实现了值得额手相庆的回归。那次幸运的出线让中国足球队连续两天登上央视新闻联播，蔚为奇观；这分运气也成了助燃中国足坛资本潮的一把柴火，被撩拨起兴致的资本蜂拥而来。烧得正旺的这把火，能淬出何等的钢，9月1日的首尔世界杯球场成了最好或许也是最不好的阶段性检验。

显然，最不好之处在于韩国这位对手。30战1胜12平17负的数字太过扎眼，许久不被提及的“恐韩症”又成为一个话题，而且更感兴趣的是韩国人。问韩国队主帅乌利·施蒂利克“历史战绩给予全队何等信心”，问中国队主帅高洪波“现下这支韩国队与2010年你率队击败的那支有何不同”，韩国记者以不同的方式提醒双方务必记住这个事实。“当年韩国队的主帅是韩国人，现在是德国人，战术打法自然会不同。”高洪波以最圆滑的方式予以回应，但台上台下的人心里都明白，不同的何止是教练，那届东亚四强赛出战的韩国队没有旅欧球员，而国足却是精锐尽出。施蒂利克的回答似乎更客观一些，“足球不是一项通过数据就能看出胜负结果的运动。”但德国人内心的骄傲是通过行动来表达的：他只召了20名队员，放弃了3个名额；数位在欧洲俱乐部位置不稳固的前主力球员这次不用回国勤王，以确保更好地投入俱乐部比赛；在左后卫和中锋先发位置上，他准备起用从未代表韩国成年队出场过的吴宰硕和黄喜灿，后者年仅20岁；韩国队全体只集结了三天……

你可以认为这是从容，也能说是轻视。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中国足球无法也不可能拥有的。“作为教练，我当然每场争胜。但我必须做好任何一种结果的心理准备。”高洪波不带表情地说道。至少在比赛结束前，中国足球只能保持一分低姿态。

“中国队，赢!”在适应场地训练开始前，所有中国球员在中圈围成圈，整齐的喊声飘荡在看台空无一人的首尔世界杯球场上空。27小时后，这一幕，还能重演吗？

(本报首尔8月31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