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帅中途黯然离去，本土教练临危受命。不知从何时起，同处困境之中的中国足球与中国篮球都陷入了这样的诡异循环，也让资历及身份截然不同的高洪波与宫鲁鸣走出相似的轨迹。

前者带领着早已脚踏悬崖边的中国男足以两场胜利突围，晋级世预赛亚洲区12强，后者则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以老派而又残酷的训练方式助中国男篮重返亚洲之巅。逆势而起缔造完美结局，这是与那些同样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本土“前任”们相比，宫鲁鸣与高洪波手上最坚实的筹码。然而，在看似顺理成章的续约阶段，他们的命运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尽管此前屡有足协欲聘洋帅的风声传出，但众望所归的高洪波仍在其临时短约到期后次日被扶正。反观宫鲁鸣与篮管中心，并不顺畅的数度对话，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

从表面来看，宫帅敏感的体制内身份，以及篮管中心许诺而未能兑现的15万元月薪是双方关键的分歧所在。然而在这起风波背后所真正折射出的隐疾，却是中国篮球管办依然难以分离的陈旧制度与组织结构。

管办不分离的畸形局面

在与中国足协正式签约前，高洪波的留任也并非板上钉钉。据　《北京青年报》　披露，足协高层同样制定了高薪聘请外教的B计划，而这也曾一度引起了球迷的反感。只不过，无论是质疑高洪波年薪过低，抑或批评足协过于迷恋洋帅，舆论争议的焦点均止于足协对于中国足球发展方向的理解，却从未涉及签约这一市场行为本身的合理性，而这正是高洪波与宫鲁鸣处境的本质区别。

在足协已基本与体育总局脱钩的大环境下，篮协与总局下属的篮管中心至今尚未实现管办分离，宫鲁鸣也依然保留着在篮管中心体制内的官员身份。这意味着，其薪资待遇受到了有关法规的严格限定，也因此造就了资深篮球媒体人苏群口中“体制内主教练每月拿1万元补贴，体制外助教每月拿7万元薪水”的畸形局面。根据宫鲁鸣好友、老媒体人孙保生的回忆，甚至就连宫帅出山也是因为体育总局的钦点，以上下级关系又何需协商。对于倡导市场化多年却又从未真正实现过的中国篮球而言，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来看，宫鲁鸣当初出任国家队主帅的行为颇为草率。双方签订的合约中仅有作为主教练的责任与义务，却只字未提薪水待遇事宜。月薪从最初口头答应的25万元被口头削减至15万元，到实际只能领到1万元的津贴，即将退休的宫鲁鸣表现出的是旁人难以理解的隐忍与克制，以及对于篮球事业一如既往的热爱。

在高薪请洋帅既不合情亦不现实，国奥主帅崔万军等潜在人选已明确婉拒的情况下，对于如今已成为众矢之的的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而言，以合理的方式续约宫鲁鸣已成为平息舆论争议的唯一出路。上周四，一场原本旨在宣布宫鲁鸣离任的新闻发布会被改为紧急约谈，而宫鲁鸣也因此获得了与篮管中心难得的协商机会。然而无论这场紧急约谈传出的信号有多积极，倘若宫鲁鸣的薪资问题始终无法摆脱体制束缚，这个剧本就很难以喜剧收尾。

众说纷纭的身份判定

在与宫鲁鸣最近的一次会面后，向来不愿与媒体多言的信兰成却并没有选择逃避，主动地表达了对宫鲁鸣留队的盼望。在　《新京报》　等少数媒体看来，这位同样即将退休的中国篮球掌权者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承受了过多不必要的苛责～～～当初向宫鲁鸣许以高薪承诺的是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倘若真的如约向宫鲁鸣支付薪酬，信兰成却有可能因此背上“滥用职权”的罪名。

然而，资深篮球评论员徐济成却认为，宫鲁鸣所承担的职责已显然“超越了公务员的范畴”，其身份并非没有探讨的余地，“在篮管中心让宫鲁鸣担任国家队主帅时，他就有了第二身份:职业教练。这是组织派遣，职务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徐济成指出，在我国不少地方施行了“岗位薪酬制”，即若个人能完成两个岗位的工作即应享受两个岗位的工资，其中就包括了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的体育总局。相比之下，另一位媒体人杨毅的措辞则更为激烈。在他看来，再僵化体制也有腾挪的余地，而篮管中心在该事件中的不作为是伤害社会信誉的短视行为。

对于外界关于其毫无契约精神的指责，篮管中心几乎无可辩驳。正如宫鲁鸣所指出的那样，在财务处已拿出可行性方案的情况下，篮管中心却不批准通过，而是始终以向上级打报告拖延。《凤凰体育》　则指出，除了信誉的匮乏，本次事件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宫鲁鸣从始至终都未能获得与篮管中心高层平等谈判的机会。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连宫鲁鸣提出的为中国男篮大个子球员争取航班头等舱这样的合理请求都会遭到拒绝。

在尚未去行政化的篮管中心内部，“官本位”的倾向显而易见。从某种角度而言，宫鲁鸣是幸运的。若非在亚锦赛中惊险夺魁为自己赢得民意，他或许很难找到申辩的契机。关于自己的留任，在保障个人待遇的前提下，宫鲁鸣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中无论是要求对男篮将士予以嘉奖，为国家队发展制定长远计划，抑或与球队主教练签订关于发展计划的成文规定，背后所传递出的情感不言而喻。

倘若故事的最后，宫鲁鸣带着对中国篮球的赤诚之心就此作别，无疑将成为拍打在中国篮球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文汇报记者　谢笑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