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打工春晚吸引了学者、文化与媒体界人士等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赵志勇，作为打工春晚的持续关注者，他去年担任过木兰文艺队小品《四十年女工梦》指导老师。他说:“在一个欢庆佳节的场合面对这些故事，并不轻松。但或许正是如此厚重的故事，才能担负起讲述这个大时代的历史使命吧。”

文汇报:您是何时开始关注打工春晚的?哪些节目令您印象深刻?这些劳动者原创的文艺节目有哪些特点?

赵志勇:我从第一届打工春晚举办时就关注了，这些年来，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武汉星辰工友家园制作的哑剧小品《忐忑》，该剧用了火爆的“神曲”作为剧情结构的线索，用哑剧表演反映工友被老板恶意欠薪的故事，编排非常有想象力，演员表演非常到位。2015年木兰文艺队的小品　《四十年女工梦》表达的主题引人深思，艺术水准也不比主流电视台播放的作品逊色。他们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劳动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出发，呼唤平等、呼吁社会尊重劳动价值和劳动者尊严。在当下，这种品质是流行文艺缺乏的。

文汇报:您曾多次与木兰社区合作，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直观感受?

赵志勇:我跟木兰文艺队的合作始于2014年6月，当时偶然看到了她们演出的独白剧《离家》，这次观剧使我被女工们深沉感人的个人生命经验震撼。她们敢于站在舞台上，讲出自己的伤痛和困惑，但同时我也难免觉得遗憾，因为文艺队几乎完全不能掌握和运用戏剧表达形式，舞台呈现非常单调苍白。于是我产生了和木兰文艺队一起探索戏剧表达的冲动，帮助她们用戏剧来为自己发声，更好地讲出自己的故事。

具体的合作是我每周末去木兰社区文化中心带大家做身体训练和戏剧游戏，传授一些舞台和身体表达的方法，同时文艺队就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寻找创作素材进行创作。戏剧工作坊启动不到半年就排出了一部40分钟的短剧《我要上学》，反映2013至2014年间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入学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受教育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现实。这个剧本共修改了5次，为了客观公正地反映社会问题，木兰文艺队的姐妹们和学生志愿者做了很多调查采访、资料收集的工作。

这部戏让我直观感觉到底层社区民众自发进行的戏剧创作是有力量的。让底层民众能充分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而捍卫自己应有的权益，民众戏剧完全可以为此做出贡献。而各级政府则可以通过这些声音，反思和检讨某些具体政策措施，从而有效地落实和捍卫百姓的权益。

文汇报:打工春晚历来“劳者歌其事”，不少人认为这是用“文艺”的方式表达诉求，您如何看待?　它于现实社会有何意义?

赵志勇:从总体上说，打工春晚将3亿新工人的艰难处境呈现在舞台上，在央视春晚的主流话语权之外呈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我推荐学生去看打工春晚，他们看完之后都会被震撼，并且产生共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它会启发人们去关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缺少的普通劳动者。坦率地说，我不认为通过这些文艺活动立即就能改善底层劳动者的处境。打工春晚这样的文艺形式，我觉得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让社会各界来关注我们新一代的工人，打开讨论的空间，启发人们进行反思，这也是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文汇报:您曾提出“新工人文化的成长注定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5年后的打工春晚现场，我发现新工人的文化已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方向又是什么?

赵志勇:当下的新工人文化还处在起步阶段，绝大多数工人还是信奉“爱拼才会赢”，有的甚至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个人主义价值观。新工人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在广大新工人群体中塑造自我主体性，让他们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找到自己的尊严和梦想，但这注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打工春晚所代表的新工人文化，让大家看到了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这种文化所关乎的不仅是新工人群体自身的命运和前途，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如果不克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的不平等之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就会面对危机。很多学者和文化界人士的介入，实际上是借助新工人文化这个空间，思考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方向。而在与学界、文化思想界的这一互动过程当中，新工人文化的创造者也必然会意识到他们对整个社会所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