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笑添

作为唯一的申办城市，当杭州于上周赢得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的举办权后，却未能在舆论间激起太多波澜。其中，除却悬念的缺失外，亚运会近年来的迷失多少也难辞其“咎”。

从此前越南河内因经济原因弃办亚运，到如今仅杭州一家申办的尴尬，这一亚洲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正深陷于煎熬的转型期。然而，大型赛事的举办对于城市形象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更何况亚运会本身也并非“原罪”——过时的从来不是赛事，而是不合时宜的办赛方式与理念。如何办一届值得本地市民为之鼓掌的赛事？如何在赢得外界口碑的同时厘清复杂的经济账？对于办赛经历并不算丰富的杭州而言，在真正落实亚运筹备规划前，仍有不少问题亟待梳理与解决。

节俭办赛，不留“白象”

无论是十座世界杯承办场馆中九座蒙受亏损的南非，抑或奥运会后多数场馆常年闲置的希腊，在几乎所有失败的大型赛事办赛案例中，场馆的过度建设以及混乱无当的后续运营都是其中难以忽视的重要原因。

《人民日报》报道称，由于亚洲体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自身影响力的相对弱势，相较于奥运会等赛事而言，亚运会的“白象效应”要更为明显。为避免大赛落幕后场馆利用率过低甚至闲置，初期的合理布局与规划尤为重要。

在这个多数国家办赛思路都趋于理性的时代，衡量国家办赛实力的标杆早已不再是场馆规模的庞大或是造价的高昂。对于赛事体量颇为庞大的亚运会而言，尤为如此。如何能将场地物尽其用，是消除类似隐患最有效的方式。对此，浙江省体育局局长孙光明曾承诺称，“不大兴土木、不大拆大建。”

从这个角度而言，如今的杭州确实具备了“以尽量少的成本，完成场馆建设”的基础条件。据孙光明介绍，从杭州市体育馆、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到浙江大学等高校的体育场馆，仅杭州市内，符合国际大型赛事举办条件的体育场馆就有四十余个。若能将其中部分场馆适当改造，承担起办赛任务，将极大地减少杭州的办赛成本。

当然，鉴于部分小众项目的特殊性，对于此前鲜有综合性赛事办赛经验的杭州而言，新建场馆在所难免。在这些场馆的规划与设计过程中，除需恪守小型化的原则以节约成本外，更需将如何降低其后续运营成本及提高利用率纳入考量。对此，新华社著名记者许基仁提出，“新建场馆要小型化且分散在学校、社区，给老百姓提供休闲健身的场所。而在场馆的建设中，行政之手不应伸得太长，要组建专业团队去做场地建设、运营。”

扭转过时的价值取向

在传统的观念里，若要衡量国际性赛事的成功与否，来自国际舆论的声音最值得参考。给予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运动员、观众、官员“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样的服务理念从来都不会过时。然而，若将其置于本土居民的利益与感受之上，却多少有些本末倒置。

一场盛会改变一座城市，这样的美好故事并非没有发生过，曾在1992年举办奥运会的巴塞罗那便是最好的例子。奥运会为巴塞罗那留下的不仅是竞技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更完善了城市的基础建设，而蒙锥克山头那蔚为壮观的奥林匹克建筑群如今更成了巴塞罗那人日常健身的热门选择。巴塞罗那奥运会并不以高档次闻名，却因为其在当地居民间的良好口碑而备受推崇。

这样的做法与不久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出的改革思路颇为相似，也值得如今的杭州借鉴。城市的良性发展是赛事筹备过程中不容逾越的底线，无论是为图一时之利，以城市环境为代价建设场馆，或是将过多基础建设资源置于不适合经济发展的地区，都是短视而又盲目的表现。

同样，就算亚运会的举行不过区区16天，也不意味着当地居民需要为之做出任何不合理的牺牲。为保证赛事安全、顺利地运转，亚运相关场所的安检、亚运专用行车道的设置必不可少。然而，这却并不能成为“过度安保”或“过度交管”的借口。以整座城市的阻塞为代价，造成处处通达的幻象、换取一时的赞誉，即便是从亚运会的长久发展而言，这样的做法亦不可取。倘若类似赛事的举办都将会为当地居民的生活与出行施以重负，那些反对办赛的声音就会逐渐占据主流。

在亚运会转型的历史拐点成功赢得举办权，对于杭州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亚运会的来临能为这座从前更多以旅游业为人所知的城市的发展添加助力，杭州或许也能为这项亟需改革的赛事树立新的榜样。当然，这样理想情况的出现，需要顶层设计者与亚运组委会每一位成员的智慧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