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22年新冠疫情依然纠缠，但是，可贵的烟火气依然飘荡在中日两国间。比如，日本新泻县燕三条的手工制作厨房用品，以单价1000元以上在成都火爆；而在东京的重庆火锅成为网红。

随着2021年5月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我住在这里的N个理由》等大量描绘中国真相的视频在两国受到高频关注，在今年年初，中日两国以成员国身份共同迈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时代。在中国积极申请加入以日本为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同时，不久前的5月23日，日本又多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框架（IPEF）创始国身份。

CPTPP、RCEP、IPEF，在无法完全摒弃地缘政治色彩的多个区域经济合作圈中，中日两个“搬不走的邻居”，如何在已成型的进出口贸易、跨境投资、跨境业务合作三大领域中加以增量提质，共同既互惠双赢，又增强在数字化挑战中的差异化产品和人才培育、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竞争优势？

民生为大，经济托底，而春江水暖鸭先知。6月中旬，这场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题为“后疫情时期的中日经贸机遇与挑战——从RCEP到IPEF”线上讲座受到网友追捧，主讲者是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堂军。他的阐释也充满着烟火气，理论的研究都化作了可感的情境和语言。

6月15日，袁堂军教授作线上讲座，分享后疫情时代中日经贸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的）勤劳时代被抛弃了”

逆全球化+新冠化+数字化“三化碰头”

“（传统的）勤劳时代被抛弃了。”让人沮丧而又印象深刻的这句论断贯穿了袁堂军讲座始末。

*三个挑战因素不期而遇

在论述中日经贸合作可行性前，长年研究全球投资与贸易、国际金融的主讲者给听友描绘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竖起了一个“大变局的前因后果及众生相”的客观坐标系。概括起来是逆全球化趋势、新冠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数字化的佛性与魔性，关键是在新冠疫情带来的3-5年周期中，这三个挑战因素碰头了，而一般企业的存活率考验也就在3年左右。

如果说，日益明显的“逆全球化”或将带来全球化的新模式新阶段，那么细数起来，就要看在全球化中位居核心的价值链分工的“功”与“过”了。袁堂军认为，其“功”是模块化生产带来了全球经济繁荣的基础，其“过”在于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中间阶层衰退，用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得出的结论来形象地描述，“利息收益大于实体经济增长”，是“勤劳被抛弃的时代”。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提出“R>G，‘勤劳被抛弃的时代’”

*新冠周期带来ADAPT冲击

假设5年新冠冲击期成立，此刻地球人正处在第3个年头，那么它给经济社会已带来了五方面的冲击。袁堂军用了五个英文单词加以描绘。Asymmetry（非对称性），国家和个人都遭到冲击，财富金字塔的底层增大；Disruption（破坏性变化），商业模式、社会经济、面临人口压力，科技精英企业实力增加，同时加剧了社会深层次撕裂；Age（人口），发展中国家就业机会减少，年轻劳动力首次面临失业，退休及社会保障压力增加；Polarizatiaon（分断），既有的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国内供应需求增加，全球化被阻断，民粹主义进一步抬头，重要议题面临各国共同应对；Trust（信任危机），传统机构和组织的依赖度下降，现有机构和领袖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对部分机构或个人依赖度增加（如网红主播）。

  疫情使得消费模式被迫转入无接触状态，长沙经开区东方·智造港内，行深智能研发的无人车正在送餐。 长沙晚报通讯员 蒋炼摄

如此一来，如大家所感受到的，首先，加速了全球分工再调整，国际贸易上会形成新的朋友圈。其次，经济状态的行为会产生巨大变化，比如消费模式变成了无接触状态；商业模式中的研发、服务、销售方式也随之而变化。第三就是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

*数字经济时代的魔性

数字经济时代是佛还是魔？袁堂军的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直感。从经济学人的角度，他给出了几个魔性表现。

1，原来由产业革命带来的分工清晰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相互叠加而衍生出了“六次产业”，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每个行业都可以叠加另外的行业。

2，机器人的劳动替代效果使得新时代劳动力怎么活下去成为挑战。比如，在日本机场，巡逻机器人已经开始工作，在中国的餐厅也开始出现机器人送菜的光景。

3，世界趋向扁平，差异性是获胜关键。由于信息对称和透明化，使得对通用型产品的认知在全球同一平台上，如果没有特殊性就无竞争力。同样，差异化导致利益集中，出现了“赢家通吃”现象（winner takes all）。特殊性和差异性企业和个人才能获得更多利益。这种以往在IT行业才出现的现象会迅速蔓延到全行业。

4，中坚阶层被消除，收入极化不可避免。以往的工业生产环节中，熟练能手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如计件制），所谓的“能者多得”的现象将被打破，其原因在于在机器替代过程中，熟练工（带有单一技术性或重复性）最易被替代，因而制造业的就业吸收能力将会大幅度减少，财富会进一步向上位的1%集中。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能者多得”现象将被打破，熟练工最容易被替代

这些现象或多或少职场中人都能感受到，在经济学人的梳理中，则成了时代的共性背景。这样的前提在日本和中国体现为不同的经济压力和挑战。

区域经济合作探索中的开放力量

从CPTPP、RCEP到IPEF的利弊

1999年欧元的诞生曾经鼓励过亚元的设计，虽然时机未成熟，但区域经贸的合作是人类文明中不断探索的驿站。目前来看，中国2013年率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曾一度由美国主导的TPP，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退群而改为由日本牵头并更名为CPTPP，已于去年生效；最初由东盟十国发起的RCEP则是在今年生效。这些努力和探索都显示了区域内各大经济体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缺陷，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矛盾更为突显。

袁堂军分析指出，RCEP在WTO的框架上纳入了部分CPTPP以及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条款，可谓WTO升级版，但仍然主要是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是将重点放在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尽管有15个成员国，GDP占世界的30%，货物贸易规模也较大，但“不少条款还保留了进一步提质的空间，尤其是美国没有参与以及印度的缺位也值得关注。”

美国印太战略由三部分组成，IPEF侧重新经济圈

今年的5月23日在日本又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IPEF的新经济圈构想。袁堂军指出，由13个创始国发起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其另外两大支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而其经济框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税收和反腐败领域。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签署的行政框架，有可能随着总统的变更而导致无效，目前有14个成员国，GDP占全球经济份额约为40%，“从各方面安排可以看出，意在排斥中国。”

至此，在亚太范围存在三个主要的新经济圈，一是以中国为主导的RCEP，有日本但没有美国；二是以日本为主导的CPTPP，没有美国，中国已于去年提出申请加入。袁堂军分析，日本对此或会持积极态度，这样中日之间就会多一种互惠可能；三是以美国主导的IPEF，中国不在其间，日本在其中。

当下，亚太地区三大新经济圈布局，来自观察者网

如果再追溯到更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袁堂军将新的国际规则探索步伐分为WTO-RECP和CPTPP-IPEF的竞合，不难看出，一条主脉是后者比前者要求改革和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各个经贸合作协定都涉及到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其中边境措施主要针对跨境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的减免关税，而边境后措施则是更多地指公平竞争条款，包括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环境指标、劳工等非关税措施，涉及到各国的制度改革和调整。另外需要关注的是CPTPP-IPEF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自由开放程度也要远高于WTO-RCEP。

生产率不高、增长乏力、脱钩论

中日各自遭遇经济瓶颈中的共性

在描绘了共同面临的“三化”困境，又聚焦放大了亚洲地区的经贸合作模式，袁堂军将话题带入到讲座的主体——中国和日本各自的经贸挑战，其中不乏共性。

对中国而言，制造业就业需求下降、国有企业需要财政补贴或政策优惠，即经济学术语上的“僵尸化”是特有的挑战；对日本而言，制造业空心化、国内经济虽存在多样化的优势但同时也伴随难以达成规模化而导致的投资收益受限的困境。收入水平上升缓慢是特有的需突破的门槛。但就共性而言，挑战集中在三个方面。

蓝色为日本收入，因为上升缓慢，1997年和2019年在全球经济圈中的位置有变化

第一，宏观经济增长面临挑战。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迈过1万美元，从经济发展史规律来看，在1-2万美元之际会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般都会迟滞发展，停留一个阶段。比如阿根廷在1994年，巴西在2006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出现了8-10年的停滞，事实上中国近几年迈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表现出一定的挑战。但也有成功跨越此陷阱案例，比如日本在1968年，韩国在1987后仍然实现了持续的增长，这些经验值得深度研究和借鉴。日本在1997年后经济增长陷入缓慢期，以至于评论界用“失去的十年”一直扩展到“失去的二十年”来描述。但袁堂军指出，这里并不包括日本在海外的企业，很多日系企业还是显示出了不一般的活力。

第二，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对中国而言，要么是面临产业升级时人才不够，显示出职业技能培训不足；要么是研发不够导致产业升级滞后，虽然研发投入虽较过去有大幅提升，但主要偏在于国家战略目标所锁定的行业，因此总量上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居后，尤其小微企业更显不足。对日本而言，如何克服中小企业国际化滞后，以及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和培养差异化产业的市场份额，提升劳动生产率也是亟待突破的瓶颈。

第三，产业链脱钩论。对中国而言，在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中，在外循环一节，美西等国家将价值链意识形态化，美台欧日印等经济体意欲重组供应链，以此围剿中国经济，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内循环压力。对日本而言，在美国主导的产业“脱钩论”主调下，一直做着“中国+1”的备案打算，从中国搬走了一部分生产基地，比如搬到越南。袁堂军指出，尽管在新冠前的几年里有约600万产业大军成功在越南崛起（其中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增加了约400万和200万），但是对于越南这样一个劳动力人口仅5000至6000万的国家来讲，其总承受能力毕竟可见，在此趋势下很快将面临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如果忽略投资东道国的障碍，或许也会导致投资成为沉默成本（无法收回）。

新冠前几年内，越南600万产业大军成功崛起，图为河内的三星制造基地产业工人繁忙生产，来自网络

由此，从两国共同困境看出共同的趋势和目标，中日都需要提升经济复杂性，实现经济增长；其关键是需要培养差异化产品和人才，提高劳动参与率，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极化趋势所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应对从世界的工场到世界的市场的转变。”袁堂军指出，中国的经济模式目前正在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型到国内需求为主，而亚洲各国也在近年相继步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普遍存在追求消费品的升级换代。“这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机遇。”

数字贸易突破、对标高规则、差异人才培养

中日合作的前景和挑战

搬不走的邻居，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经贸合作中精准互惠呢？

袁堂军首先梳理了一些共识。比如经济学理论逻辑上而言，两国都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自然要在科技创新与技术交流和普及上，在增加知识的技术性资本的积累，在合理配置资源上再努力。比如，如何通过主动对应CPTPP规则，在传统的三大合作模式，即进出口、跨境投资、跨境业务合作领域上有所突破和提升。

中国流行的海淘是传统货物贸易数字化的典型代表，网络上流传着海淘要缴纳的5种税额等服务指南

而积极推进和扩大数字贸易，是袁堂军特别要指出的一个突破领域。这里有两个挑战，一方面，传统贸易如何进入数字贸易。近年流行的消费品为主的海淘是传统货物贸易数字化的典型代表，通信设备、半导体等是传统行业分类中的数字技术产业，也通过与跨境电商服务相结合来实现部分贸易转型，但此次疫情期间却以供应链的断裂的方式受到了严重冲击。

另一方面数字信息和数字产品，比如影视作品、网络服务、电讯增值服务等的跨境交易则面临更多的壁垒。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中，各个生产环节可分割在各个国家进行，其中所涉及的产品研发、市场销售、数据存储、远程管理等数据的跨境流动，将成为影响能否顺利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尤其是日资企业较多，两国的产业链互补性极强，影响尤甚。中日之间数字贸易的部分壁垒，是必须尽快开放的。“无论怎样，从在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体要求来看，数字贸易突破是大势所趋。”

除了经济层面的挑战外，盘亘在中日两国政治文化上的理解实现认同同样静水流深，无法避开。“虽近犹远”是袁堂军的一个形容，好在“以民促官”，总能加强这方面气氛的回暖，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对日本的印象因为访日人数的快速增加持续改善，而像竹内亮、三井物产（上海）这样的个人和企业的力量也如清流一般，滋润着看似依然有认同鸿沟的中日民间氛围。

在东京大火的重庆火锅店

今年是中日恢复正常邦交50周年，各大中国研究机构纷纷推出各类中日关系追往知来的讲座。这一场具有高关注度的讲座其实就是复旦大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中的一期。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高度评价三井物产（上海）公司各级管理层的战略眼光。自从2005年的合作开始后，即便在2020年的疫情中也从未停歇，这家在63个国家拥有129个分支机构的多领域业务的跨国公司，专注于支持教育领域，和北京大学也有类似合作。复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邀请政经学著名人士探讨世界经济，成为复旦的品牌讲座，并福泽长三角乃至疫情期间更广泛校内外人群。三井物产（上海）公司的管理层也在线聆听了讲座，德谷昌也总经理感慨每年都有优秀的复旦毕业生加盟公司，希望疫情后能以更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在求同存异中获得共赢。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无论是公元753年，唐代李白、王维闻讯悲痛悼念第九次遣唐使晁衡归国遇难，还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2020年疫情中日本民间赠送中国防疫物资，正如三年前的6月27日习总书记在东京所言：“中日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要共同致力于契合于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一衣带水之间，唯有扩展公约数，既造福两国苍生，亦贡献于世界。数字化时代，尤其迫切。

文末链接：

胡令远包霞琴等：印太经济框架下，岸田政权如何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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