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就任后，习近平主席应约同他通话，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言犹在耳，近日伴随美国总统拜登乘坐空军一号降落日本的美国空军基地，“印太经济框架”、日美联合声明及日美印澳“四边机制”峰会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视频会晤时，就表明立场，“日美双边合作不应挑动阵营对抗”。中日关系又拨动民众神经。

日前，岸田首相执政也已超半年，但7月还有参议院选举等着他。若顺利，岸田可能迎来一个长期、稳定的执政周期，目前岸田对华政策是对美的投名状吗？7月参院选举获胜后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在疫情防控、中日发展需求与全球格局大变革的背景下，中日关系未来走向如何？5月25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就“岸田政权与中日关系走势评估”为主题展开讨论，这场校庆报告似有解渴之效。

渴求长期执政，力保7月参院选举获胜

王天然博士后对7月参院选举做了详尽的分析          

岸田虽然已经执政超过半年，但对于岸田政权而言，大考尚未结束。7月他将面临参议院选举。从目前的数据看，岸田政权的支持率超过半数达到55%。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天然分析，岸田政权赢得选举可能是势在必得的。如果他获胜，那么，岸田政权可能进入一个较为长期的、稳固的执政期，也将赢得更大的政治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指出，岸田政权的各项行动，包括经济安保政策、日菲2+2会谈、与英国签署互惠协定、在俄乌冲突中的日本反应等等，其指向与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他解读认为，一方面，从明的一面来看，岸田政权走在日本自身政治正确的路径上，向美国递出投名状。另一方面，如此行为也是为了7月份参议院选举的需要，以巩固其政权，想要交出执政半年的满意答卷。因为在短期内要交出经济答卷显然不可行，因此，岸田政权在外交安保范围内表现较为活跃，以此求得民众的满意率。

矛盾中求平衡：要中国市场？要海洋安全？

胡令远对岸田执政半年的外交内政做了分析，并预测7月选举后的可能微调

作为保守派人物的岸田，即使在其赢得7月参议院选举之后，他的内政经济和外交政策都很难有根本性变化。但胡令远仍然推测，其政策有调整的可能。从政治传统来说，“宏池会”出身的岸田派注重经济，那么就会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开展对华务实外交，促进日本国内增长与分配的经济良性循环。毕竟良好的经济答卷才是其能否长期执政前提。

但从中日关系的中长期发展来看，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就如同溃疡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作”。其中，海洋问题特别是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凸显。胡令远认为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多，对海外能源资源需求也大幅度上升，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势在必行，是自然逻辑的结果。胡令远强调，这其中并不存在抑制日本的考量。但作为岛国的日本，海上通道是日本的生命线，因而在海洋安全保障问题上非常敏感，所以对中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有很高的警戒心理。日本近期在东京与菲律宾建立2+2会谈机制，以及与英国签订互惠准入协定，甚至俄乌战争中日本的表现，都可以广义地被包含进对海洋安全的应对措施。

在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存在的这一制约前提之下，如何发挥政治智慧，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处理好中日之间的海洋问题，共同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经济招牌：对内提振，对外推进印太框架

既然外交取决于内政，内政又看经济表现，所以作为招牌政策，经济安保政策的出台引起各方关注。

包琴霞分析了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的国内效果和对印太战略、对华经济影响

*经济安保推进法案，安全名义下的重招

岸田上台后，就设立了“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职位，把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执政的重要内容。今年日本参众两院高票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该法案将于2023年分阶段正式施行。作为该法案的四大支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介绍道，它涵括了如强化特定重要物资的供应链；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支持官民合作推进尖端技术研发以及安保领域技术的专利非公开等四个方面。

这一经济制度的推行，一方面在日本国内产生了一些担忧，有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从而对企业进行了过多的干预，也可能造成企业负担增加。另一方面该制度在强调国家合作时，也可能对周边国家、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助推印太经济框架，有意对中国“选择性脱钩”。

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与美国正在努力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内容上多有重合。包霞琴分析认为，IPEF显然有助于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其强调在印太地区保持战略优势的目标，反映出美国对印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高度重视。

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拉拢日本等盟友在5G、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加快对华围堵。早在2021年4月，白宫就发布了《日美有竞争力和弹性的伙伴关系》，其中为了加强日美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美国承诺提供25亿美元、日本提供20亿美元，启动全球数字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试图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提升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今年5月，日美双方又进一步就加强半导体领域合作召开了务实的工作会议。另一方面，在推进IPEF成员国扩容方面，日本建议美国在框架启动上要更为灵活，力争让更多东南亚国家参与进来。包霞琴指出，IPEF的核心在于将主要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联系起来，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日美计划在半导体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当然，这种相对松散和自由的参与模式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经济力量的虚弱与无奈，它也同时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拜登如不能连任，印太经济框架显然就无法持续。

包霞琴也指明，无论是日本的这一轮经济安保政策还是IPEF框架，都是要将中国排除在外。日本这一轮行动带有明显的“脱中国”的迹象。然而，参与IPEF的13国中7个是东南亚国家，中国是他们的最重要贸易伙伴。换言之，相互依赖和由此带来的利益不可能轻易改变，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会放弃。

综上可见，日本的选项应该是明确的。一方面会加快调整产业布局，提升日本本国产业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分散对华依存风险，促使海外投资多元化，并加快推动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包括“芯片”、通讯技术、生物化学等多领域。但另一方面，日本仍然要维护中国市场，保持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以免给本已困难重重的日本经济带来冲击。

政治领导力：特定区域发挥，多边遏制中国

王广涛认为，日本的政治领导力在区域合作中可以发挥较突出作用

随着中国的走强，日本与菲律宾会谈，与英国签订协议，将美国拉入印太地区战略互动，都似乎指向日本正在逐渐发挥地区的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shiper），出现多边遏制中国的动向。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院王广涛提醒听众，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日美关系中虽不起主导作用，但是在特定领域其政治领导力毋庸置疑是可以实现的。

梳理自2010年至今，日本对华战略，王广涛认为期间存在单边遏制到对冲，再到如今向多边制衡的演变。在目前的阶段，日本的国家定位已经告别纯粹的搭便车，有从单纯的“战略追随”走向了“战略自主与战略追随之间”。从战略自主上来看，其在印太战略、四国峰会机制、CPTPP中都实现自主。特别是在CPTPP中由于美国的退出已经起到了主导作用。在议程设置、议程主导、职能分配方面实现了在特定领域的主导力。

提及IPEF，王广涛认为这一框架的主导权可能在日本手中。随着美国退出CPTPP,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作用就难以发挥。因此，IPEF的构建，实际上更像是日本让美国参与到印太地区经济活动之中。

亚洲三个区域经济组织的创始国构成，日本是唯一三个都在的大国

11个CPTPP成员国GDP占全球额度为13%，15个RECP成员国GDP占比为30%，13个IPEP创始国GDP占比也是超过40%，日本是唯一的三个经济组织都在的经济大国。随着日本自身政治领导力的发挥，其遏制中国的主观意图也在落于实处。从美国对日本的政治诉求到其他印太地区或相关国家的政治意愿来看，日本对华战略在向亚太多边框架下的对华遏制是可见的。

均质社会：新型资本主义、塑中间阶层以抗经济民粹主义贺平截屏

在世界各国在遭受发展三难困境中都会走向经济民粹主义，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平认为日本在经济民粹主义表征上是最不明显的，而这和日本社会完成工业化后一贯的均质社会形式密不可分。

贺平对经济民粹主义在日本并不明显做了多个层面剖析

在经济民粹主义的生成逻辑上来看，主要有两大路径。物质路径及文化路径。

由于贸易、投资等对外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个体就业、福利、收入等产生直接经济影响从物质路径上造成了经济民粹主义的产生，但是日本的均质社会形式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殖产兴业”与“富国裕民”的思想并驾齐驱，社会差距的缩小、阶级对立和阶层分化也相对模糊，日本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都普遍较高。2022年1月的一份内务部的调查显示，1.2%的人群占收入高层，8.2%的人在收入底层，其余分属于中层的上中下。而在2018年的一份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显示，1973年时21%的人很满意，到2018年时是39%的人很满意，总体，1973年来的满意度都在78%到92%之间。

在文化路径上，文化反冲也在日本有特殊的表现。贺平举例说，日本社会学者曾警告日本要警惕格差社会的到来。但当时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却反问：“格差社会有何不好？”并得到了大部分日本人的赞同。收入、社会地位的差距，成为了日本人拼搏的潜在动力。但因为观察到贫富差距有所拉大，旨在缩小差距的“新型日本资本主义”也在岸田执政后被提出，而日本文化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断舍离、低欲望、最小限主义等扛住了日本经济下滑造成的消费下降、中等收入阶层下滑等现实，也降低了对外来冲击、竞争的敏感度。

但贺平告诫说，随着日本政治债务占比扩大、财政赤字居高、少子老龄化进程加剧，日本未必与经济民粹主义绝缘。塑造中间阶层、夯实社会本流可能是日本的当务之急

断舍离、最小限主义等思潮，降低了日本社会对外来经济冲击的抵抗力和敏感度

胡令远在回答观众提问时提到，2020年前夕中日关系曾有缓和期，计划中高层访日，协议第五个中日关系政府文件，更可能迎来中日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当前，中日友好发展仍存在窗口期，2020年疫情爆发前中日民间交流也不断升温，曾达1000万人次的往来数据。但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两国关系有其脆弱性。中日关系可以向好，但制约因素颇多，在中日邦交50周年，未来发展仍需两国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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