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高端论坛》

自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领导着中国人民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三个历史“决议”彰显了两个鲜明的理论特点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称《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第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决议”。第一个是1945年4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第二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来看这三个历史“决议”，我认为，彰显了两个鲜明的理论特点：

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历史自觉和高度的政治自觉。这三个历史“决议”都是我们党自己要起草通过的，是在党内总结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对取得的卓著成就与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政治思想与战略举措的全面总结，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政治自觉。

二是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来的时代担当。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是处于抗日战争的基本胜利，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是处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创时期。这三个历史“决议”都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担当与时代担当。

开幕式环节，北大副校长王博（左一）主持，北大党委书记邱水平（左二）致辞，顾海良（右二）做主旨发言 

革命先驱对历史自觉的理论阐述

我们讲三个历史“决议”，其中的历史指的是什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我们时代发展的基础、根据和底本。总书记在学习党史教育时提到了“三个历史”的统一，他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里提到了三个“历史”。而三个“历史”及其内在的联系，是三个“决议”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这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党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候形成，同时也具有不同历史阶段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巨大推进的内涵，形成的理论成果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性发展，实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因此我就想到我党创始人之一，也是党的思想领袖和先驱、北大最老的校友李大钊先生，他在1924年5月党纲成立时，对历史自觉做过深刻的阐释，提出三个基本观点：

李大钊先生在1924年5月，对历史自觉做过深刻的阐释，提出三个基本观点（演讲者PPT）

第一个观点是政党的大历史观。“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里指一个政党、一个团体的历史感表明了她对时代发展的正确看法，是在追求一种新的历史发展、新的历史突破和新的历史境界。大钊先生把她叫做“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像我们现在讲的“大历史观”。

第二个观点是历史自觉产生的条件。“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老成练达踏实奋进，是在实践中练就、是在砥砺探索中养成的，只有一群人锲而不舍地坚持理论探究与实践探索，才能培育和增强这种历史自觉。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第三个观点是这种历史自觉的意识和目标。“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通过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对时代的科学研判和勇于担当，最后是要“发现我们自己”——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党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将党的领导集体和思想领袖建立在历史自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家李大钊提出要注重提升历史自觉和历史感悟

所以，从党的思想家理论家、先驱那儿能找到建党精神最初的理论根源与根本依据。从大钊讲的这三点来看，历史自觉所要达到的最终是“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李大钊提出要注重提升历史自觉和历史感悟，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及时地汲取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提炼历史积累的重要理论成果；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历史史实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三个“决议”是三个“历史”探寻的过程和结果

因此，三个“决议”是三个“历史”探寻的过程和结果。具体体现在：

第一，是对时代变化和认识成熟的集中体现。第二，是对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凝练。是对党的领导集体的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凝练，更是对领导集体的核心、党的领袖的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凝练，这样才能做到历史的自觉。第三，是对“整体事实、理解事实”“进步的真理”的寻求。我们的三个决议就是这样的产物。第四，是“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三个“决议”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对具有新的时代担当的政治路线和领袖“权威”的确定。

第一个“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为思想旗帜和政治特征，并把这个“确立”视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

打开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一句话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论为开端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在1930年代末提出，但是“决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文件的形式对我们党成立以来二十四年奋进历史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突出强调了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作出的重要贡献。第一个“决议”里也提出1927年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是以“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的。我想“空前一致的认识，空前自觉的团结”，这是我们党对自己党的领导集体和党的领袖认可的一个思想基础，也是一个政治基础。

所以，第一个“决议”的核心思想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为思想旗帜和政治特征，并把这个“确立”视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实际上这已经提到了两个确立，“决议”里具体描述了1921年后的24年历史，特别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1937年和国民党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党历经艰难历程，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既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结论，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结论，成为我们党加强政治领导的深厚基础。

第二个“决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方向 

第二个“决议”在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上花了很大的精力，结论非常明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从马克思中国化的角度来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和成就。“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方向。

因此提出，“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强调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两个“确立”建立在思想政治理论和现实实践之上的时代价值

新的《决议》从三个“历史”的结合上，对百年奋斗的五个方面“历史意义”和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上作出科学总结；从三个“历史”的结合上，对新时代对十个“明确”的核心要义和十三个方面的伟大成就作出科学概括，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历史飞跃，以及如何进一步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这些也都是三个“历史”的具体体现。

第三个《决议》中对百年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

基于上面这些事实，在新时代“进步的真理”是什么？我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二是能够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的政治保证和思想指南。

所以，《决议》对新时代这一“进步的真理”，从历史的自觉、时代的担当来概括，就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从三个“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两个“确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进一步提升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或可以说学理性。概括而言，两个“确立”的提出，是以思想政治理论和现实实践为基础的，其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总结中得出的科学真理（也是李大钊所讲的“进步的真理”）。第二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科学真理。第三是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真理。第四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力量和智慧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和实现。这一点最为重要。

（顾海良于11月2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高端论坛》上主旨发言，原题目为《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两个“确立”的思想和政治意义》）

李念整编于腾讯会议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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