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书的封面：草绿色的封皮上中央印着一骑。骑马人抱手而坐，闲适马上，扬蹄的骏马，更显得一派壮盛疏峻的唐朝景象。第一眼看见，谁不会被这清新脱俗所吸引呢？在这本《行走大唐》的腰封上，作者陈尚君写道“今人追怀大唐盛衰，事隔百纪，感同一揆”。这位校勘《全唐诗》《全唐文》声名在外的唐代文学专家，感叹今朝大众对于唐朝的追怀总是欠缺些实感。

此书出版三年有余热度依然，6月下旬的新华·知本读书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以《行走大唐》一书的风格，宛如有人在今天的“鸟声山色”中，按辔徐行，为你絮絮道来唐朝的“人歌人哭”，在现场的讲座，他以杜甫、元结、韦应物、裴度的诗歌、事迹为线索，从四个维度勾勒出唐朝醇儒风范，读史催人警醒。

在现场的讲座中，陈尚君更以杜甫、元结、韦应物、裴度的诗歌、事迹为线索，从四个维度勾勒出唐朝醇儒风范，读史催人警醒。

唐朝文化自信来源：儒释道并信、法治、吏治、尚武

影视剧中，唐王朝建立1400多年，在中华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昌盛，是国人值得骄傲的时代

唐王朝建立1400多年，在中华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昌盛，是国人值得骄傲的时代。陈尚君认为唐王朝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唐王朝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唐王朝的文化自信蕴育了绮丽的大唐盛世。

陈尚君认为唐的文化底气至少来源于四个方面。首先，唐王朝时期，儒、佛、道三道并兴。虽然仍然是以儒家学说为立国根本，但开放的文化态度形成了一定的思想自由。第二，唐王朝的政通人和来源于唐时期制度和法律的建设。隋唐皆承北魏、北周的旧制，但也在不断完善调整。唐王朝在中央行政运作方面，最大成就是三省制的建立，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在皇权主导下政府行政行为的合理运转。三省制在唐以前久已实行，但唐代使其完善妥适，高效有序。第三是吏治。陈尚君认为无论法律制度如何完备，都需要人去实施。改善吏治是唐的又一重要举措。唐初期就将阶、勋、爵、职分开，又特别重视临民而治官员的选拔。

最后，唐王朝时期其文化所展现的壮盛疏峻的特性还来源于唐王朝尚武的特性。陈尚君称唐王朝是一个胡风浸润一切的时代。北周、隋、唐三代都源出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其先人都是戍边的武人，沾染胡气，或者本身就是胡人，或者累代与胡人通婚。这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文化对于中亚及四边异文化兼收并取的原因。从皇帝以下，无不适应这壮盛疏峻、多元纷呈的文化氛围。胡风不仅影响唐人的服饰与乐舞，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信仰，这就是开放宽容、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唐诗的成就，其实也就是南朝华美与北方俊朗相结合的结果。

何为醇儒：致力于实现理想、不计较个人得失

陈尚君认为，唐朝培养了气质与众不同的儒家。陈尚君用“醇儒”来定义他们。儒家，来源于《汉书·艺文志》

在唐王朝壮盛疏峻的文化氛围之下，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陈尚君认为，那个时代培养了气质与众不同的儒家。陈尚君用“醇儒”来定义他们。

儒家，《汉书·艺文志》的叙述最得其实质。其中写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陈尚君解释说，儒者是人君最重要的助手、协助人君治理天下，他们顺应天地万物的基本道理，传达朝廷治理天下，将以仁、义治国摆在首位，强调君轻民重。

将唐王朝时期的儒家，以“醇”来归纳，陈尚君强调了醇儒与不通事变的腐儒和没有实际办事能力的迂儒之间区别。“醇”是酒至半酣，在半酣的情状下，醇儒表现出致力于实现理想、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状态。唐王朝时期的醇儒不同于宋明理学薰习下的群儒，，秉持早期儒家教义，行身持正，勇于任事。

布衣忧国之杜甫：诗中浸透为民之忧

陈尚君认为，杜甫就是醇儒的代表之一，杜甫晚年在整理自己的诗作时，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题注

陈尚君认为，杜甫就是醇儒的代表之一。根据陈的考据，杜甫晚年在整理自己的诗作时，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加注，题下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这一自注一般不被世人所以重视，但陈尚君认为这一自注非常重要，正是在唐天宝十四载发生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年十一月九日安史之乱爆发，十一月十五日消息传至长安。也就是说杜甫此诗是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的一周。

诗中最后一段，杜甫写到“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从京城回家的杜甫在进家门时，听到了家人的嚎啕，闻讯了幼子因饥饿而死的消息。当时正值“秋禾登”的时节，理应不缺粮，但幼子偏偏饿死了。记录了自己的不幸。诗中第二段，杜甫想象了骊山贵族奢侈生活。并最后回到全诗的核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感叹荣、枯尽在咫尺，惆怅难抑。不需要交租税、不需要“隶征伐”的杜甫家中还有人饿死，杜甫更感到世人的不幸。因此全诗的最后两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杜甫为社会担忧，陈尚君认为使全诗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陈尚君认为杜甫的这首诗也许成诗过程是从后往前。在第一段，杜甫叙述了写诗的原因。没有办法逃离现实的杜甫，在一个“生逢尧舜君”的恢弘年代，他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巨大危机。虽然可以不说，但“沉饮”后的布衣杜甫居然就直白地写下了。这首诗如此激烈，杜甫从自己的不幸出发引申到世人的不幸，最终表达了时代的不幸。传递了他始终“人民至上”的思想。

以古君子立身的元结：宁辞官而不敛财害民

元结是盛唐后期的诗人，陈尚君认为元结早年作品，以《补乐歌》与《系乐府》为代表。《补乐歌》十首十九章，设拟上古贤君之为政之方而歌颂之。《系乐府》十二首，在感慨风教与君子修养之同时，对民间疾苦有很强烈之控诉。如《贫妇词》之写贫苦夫妻之绝望，《去乡悲》写离乡者之去留无奈，《农臣怨》诉草木之患，昆虫之苦，尚祈官府体察，《贱士吟》则表明在“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的恶劣环境中，他以古君子立身的坚定选择。“正方终莫可，江海有沧洲！”即便行正道不为世容，至少还有归隐江湖可以选择。

在现场讲座中，陈尚君讲述了元结的获授道州刺史时的轶事。元结幼时曾随做道州县令的父亲到过道州，受封刺史后，再次来到道州的元结却看到“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十分荒凉。刚刚遭受过西原贼屠陷的当州，“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但是当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却要元结征税共计一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八贯八百文。元结到任才五十日，却已经接到二百余封使者催缴赋税的符牒，告之元结“失其限者，罪至贬削”。元结即作《舂陵行》表明自己不以自身之祸福为根据，选择照顾孱弱百姓，“正直当不亏”。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示官吏：“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海边。”宁可辞去官职也不对百姓作非法的聚敛。

儒家生活的理想状态之韦应物：文化昌盛而愉悦

后人常将韦应物与陶渊明比较，但陈尚君却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陶渊明（图右）虽采菊东篱下，但心中仍然有许多不平之处。而韦应物（图左）内心平和，无欲无求

后来人常将韦应物与陶渊明比较。但陈尚君却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陶渊明虽采菊东篱下，但心中仍然有许多不平之处。而韦应物内心平和，无欲无求。他所达到的境界，是儒家生活的一种理想状态，是治国平天下后的悠然生活。

韦应物出身世家，年少时就是个纨绔子弟。他在《逢杨开府》中也曾写道自己年少时的荒唐事。“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但后来，韦应物却成长为心态平和、守道醇正的官员。

在《寄李儋元锡》中，韦应物写道“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诗本身较为平淡，但却表达韦应物虽想回归家乡，但想到自己治下还有流亡百姓，没有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有亏对俸禄之愧疚。

陈尚君认为，韦应物的诗往往可以一窥其作为官员儒者潇洒、自如、轻快的生活。在《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中，韦应物写道“自惭居处崇，未覩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作为官员自己身居高位，但是百姓还没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将自己得失置身事外的平和。这首诗在唐时期受到广泛应合，陈尚君认为这是因为这首诗里没有任何怨气、阿谀，却让人感到人生愉悦。感受到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刺史与民同乐，达到人生很高的境界。白居易晚年任苏州刺史，写记刻石，写到当时不敢拜见韦应物，“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

平定叛乱后的儒家学者裴度：适应社会但保持责任感

裴度平定淮西之乱，写道“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

斐度平定淮西之乱，辅佐宪宗实现唐朝元和中兴之伟业。但他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日常语是：“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在《在太原题厅壁一绝句》一诗中，裴度写道：“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一个儒生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而裴度所代表的儒家，正是平天下以后的儒生生活，既要适应社会，又要始终保持责任感。

杜甫、元结、韦应物和裴度表征了儒生的四种面向，是四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但始终所表达的都是儒家以仁义关怀天下、为国家分担安危，为生民争取利益，表现各异，精诚一贯，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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