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1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11月已刊发54篇，12月将刊发9篇。
周三读完高瑞泉教授观念史力作中的重建“信德”，收到不少留言，这个冬至的“哲学时刻”分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文汇讲堂第69期嘉宾）新著《论家：个体与亲亲》。作者试图在现代视野里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从“个体”这个现代价值与“亲亲”这个中国文化传统入手，来论述“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根基性价值。这也是作者十年后的又一本思想力作，突出了其对“家”双重本体的定位。
《论家：个体与亲亲》作者：孙向晨，责编：倪为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定价：88.00元
【序言摘编】
“家”：理解世界的根基性模式
近些年，“家”的问题隐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应该说这纯粹是一个中国哲学传统的论题，检视西方哲学的文献，相关的哲学论述少之又少。为什么这个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屡屡被作为负面现象的“家”，在经历了一百年之后，又渐趋成为中国哲学界不可回避的论题？这远不止是一个话题的再现，更昭示了中国哲学界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姿态。“家”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自主论题的再次出现，意味着有了一种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框架。
重新理解“家”：本体论地位，基于“家”的文明，理解世界的根基性模式
“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扮演的角色，绝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所能涵盖的。不仅像人类其他文明一样，“家”是人类繁衍的一种基本机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具有一种本体论地位，基于“家”而延展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家”，不回避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要让哲学真正面对自己的生活，由此我们才能谈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根基性模式才有可能站得住。这是我们重新理解“家”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中国要全面回归到传统的“家”文化，现代文明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视每一个“个体”为自主的主体，“个体”成为人类表达对自身尊重的最基本单位；故而现代文明尊重人权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是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这是现代个体主义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重新理解“家”的问题，必须面对现代的“个体”。
作为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委员（中国仅有五位），孙向晨善于从西方文明视角来创新性思考中国传统价值观。
支撑“个体”最源初的情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亲亲”
在尊重“个体”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生存样态远远不是个体性的，“个体本位”的种种“消极后果”在现代世界已展露无遗。单纯“个体”的生存无疑会有一种自我萎缩，其意义体系则有一种塌陷的危险。“个体”需要自己的情感生活，需要自己的“伦理生活”，需要自己的“意义体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支撑“个体”最源初的情感无疑是“亲亲”，由“亲亲”而“孝”，由“孝”而“仁”，经过一系列环节的递进，最终达致“民胞物与”的境界。这既不是希腊式的“爱欲”（Eros），也不是基督教式的“圣爱”（Agape），而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亲人之爱”，并由此推展出“仁民而爱物”，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一向强调“道不远人”的具体体现。
主张“个体”与“亲亲”，形成现代中国的“公民文教”
王国维在追问中国文化传统奠基方式的《殷周制度论》中，以“亲亲”与“尊尊”来总结殷周之际的大变迁，以生活中最为切近的经验“亲其所亲”与“尊其所尊”作为周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两大根本性原则。“亲亲”在现代世界中依然有其深厚基础，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而“尊尊”作为一种等级性观念，在现代世界则失去了某种正当性。“个体”的“平等”原则，早已成为现代世界的浩浩大势。因此，今天的中国，我们主张以“个体”与“亲亲”替代“亲亲”与“尊尊”。由之形成现代中国的“公民文教”体系。“现代文明”与“文化传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双重视野”，在其背后折射的则是“双重本体”。一方面，我们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亲亲”之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再次复兴绝对离不开现代文明的洗礼，在此聚焦的“家”概念也离不开现代“个体”的中介；由此，中国文化传统才可能具有全球与未来之意义。这正是本书所持的基本立场。
“修齐治平”在现代世界转化为“个体-家庭-国家-天下”结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以“亲亲”为基础而衍生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条目，构成了中国人生存的意义世界。“修齐治平”在现代世界则转化为“个体-家庭-国家-天下”的结构。在所有四个环节中，唯有“家”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界与思想界显得有些落寞，而“家”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支柱性观念。只有敢于直面现代世界中“家”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才有可能在现代社会得以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传统“家”文化在现代中国衰落之始，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高扬“个体”而批判“家”的文化传统。今天再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就是要在哲学层面重思新文化运动的前提与预设，指出其合理性与局限处，重建中国文化自我理解的构架。我们要懂得以更复杂、更成熟的方式理解自己，理解历史，理解现代。这本书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从哲学上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在现代世界，重新为“家”正名；让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出发。
2017年11月30日，孙向晨与北大安乐哲（左二）、人大姚新中（左三）探讨个体与家的关系
在双重本体的框架下，重新理解现代中国的价值基础
就具体内容而言，要理解“家”的问题，首先是要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框架上，那就是如何理解现代中国的价值基础。我们曾经经历过“中体西用”的阶段，也曾提出过“西体中用”的主张，更有“普遍与具体”相结合，“与国际接轨”等说法。在这方面笔者提出“双重本体”的概念，“本体”意味着其作为一个意义体系有着自身的周全性。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中国是“双重本体”在起作用，既有现代文明的一体，也有文化传统的一体。中国文化传统绝不只体现在“具体实践”中，也不只表现为一种“特殊国情”，我们需要以“本体”的高度重新审视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只有梳理清楚“双重本体”：代表现代文明价值的“个体”以及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亲亲”，只有直面这“双重本体”，我们才能真正构建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也才能在现代文明的层面上重新理解“家”的意义。
首先确立“个体权利”，同时抵御现代“个体本位”消极后果
“个体”作为现代价值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有着根基性地位。许多现代新儒家非常努力地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发”出“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但在这种种“坎陷”中，他们忽视了现代“个体自由”在历史上曾展现出“个体权利”与“个体自律”这双重意涵。他们常会在一种混淆的意义上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亦有很强的“个体”传统。其实，现代社会首先强调的是“个体权利”，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另一方面，朴素的自由主义者们始终没有看到，“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这对现代生活本身有着强烈的消解作用。因此在西方哲学中，会发展出一种道德意义上“个体自律”思想加以平衡，同时也会以西方文化中的某些传统作为制衡力量，以抑制“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事实上儒家传统缺失现代社会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在于以儒家“心性”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来制衡现代“个体权利”的过度扩张。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个体自律”的思想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复从重视“个体权利”的思想滑向某种整体主义思潮，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在现代中国始终得不到真正的彰显。从本质上讲，只有当“个体权利”这一现代文明的大前提在中国确立起来，儒家传统中“个体自律”的意识才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修齐治平”也才能成为抵御现代“个体本位”消极后果的丰厚资源。
“家”在西方的缺失，以及黑格尔、莱维纳斯对“家”的维护
现代中国价值形态中“家”理论的缺失有其西方哲学的缘由。起始还得回溯到古希腊。尽管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护卫者“家”存在的质疑，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从伦理、家政到城邦，他对于“家”都有细致论述。自近代以来，“家”不断在现代文化体系中被解构，从霍布斯到洛克，从休谟到亚当·斯密，从卢梭到康德；他们从各个层面来消解“家”的独立地位。“家”被还原为一种“契约”，“亲情”被还原成一种“同情”，“教育”被自然个体化，“婚姻”则被法律化。由此，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不再具有一种独立的伦理地位。在近代哲学中，唯有黑格尔能正视“家庭”的存在，给予“家”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他指出，“家庭”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伦理生活”中，有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三个重要环节，这三个环节被认为是“个体”获得自由的现实条件。我们不妨跳出黑格尔式的三段论，从“个体性”与“伦理性”的双重原则来看，“抽象法-道德”代表了“个体性原则”，而“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则代表了另一种“伦理性原则”。由此可见，“家庭”以及“家庭”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仍然需要在现代世界发扬光大。但黑格尔关于“家庭”的论述尚没有纳入“个体性原则”，被看作最终是要被“市民社会”所扬弃；这也是他关于“家庭”以及其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始终没有被学界重视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着强烈犹太背景的莱维纳斯哲学对于“家”也有别样的解读，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其实在《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深深地嵌入了一种莱维纳斯式对于“家”的理解，提出了莱维纳斯版的“男女有别”、“父子有亲”、“兄弟有爱”的思想。这些都是在与“特殊他者”的关系中展开的，这种关系对于人类社会的形成有巨大作用，并构成了一种“绵延不绝”的时间观，一种莱维纳斯版的“”。这样的分析论述在西方主流哲学界可谓绝无仅有。在莱维纳斯的论述中，我们隐隐地看到了“家”的犹太版。但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亲亲”的重视，莱维纳斯的论述仍是以希腊式的“爱欲”为其重要开端。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用辩证的思维探悉法、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奥秘；孙向晨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揭示现代社会中“他者”与“主体”的关系
中国文化“本体”：回归“生生”的生存论结构
在了解西方文化传统关于“家”的论述之后，要理解“家”的问题，最终要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体”，笔者将之归结为“生生”。对于“生生”的生存论分析，展开的是一个不同于海德格尔“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结构，这个结构的突出特征是“面向下一个世代存在”以及“在世代之中存在”；这是一种别样于海德格尔式“向死存在”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分析。在“孝”中展开的是一种“共世代”结构；并在“家”中落实这种“承世性”的存在，形成一种“代际共在”，由此“家”也获得了一种本体论地位。最终，在祭奠“亲人之死”中延续着“共世代”的结构，以“慎终追远”的方式保持日常生活中超越维度。这是由“生生”而“亲亲”，由“亲亲”而“孝悌”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生存论结构，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本体”。基于这样的认识，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释。如一度有过激烈争论的“亲亲相隐”问题。
孙向晨、杨泽波在学术期刊《哲学研究》中阐述儒家生生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
“家”在现代世界的命运：重建独立价值，助推家国认同
“家”在中国社会有着本体论地位，那么在强调“个体”的现代世界中它又有何种命运呢？在现代世界对“家”的理解中存在着多重理论误区：一是将“个体”与“家庭”理解为势不两立的价值主体；二是将“亲亲”的生存论经验与“家”在历史上的机制化表现混为一谈；三是错误地把“家”的非对称性结构理解为权力主从关系的起源；四是误认为家庭的“角色责任”与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不相兼容；五是只看到“家”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面，没有看到“家”作为精神性文化的存在。由此，现代社会忽视了“家”作为独立价值序列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种饱含“个体自觉”的“家”观念，从而使“家”在现代重新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意义。
在现代世界，“家”之于国的关系，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扮演一种重要角色。“祖国大家庭”的概念给政治性国家概念以伦理性暖色。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民族主义来凝聚社会的，由此形成“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民族国家”的外衣对于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中国并不合身。以中国文化传统恢弘的世界观，民族主义显然过于狭隘。在现代政治的基础上，可以把“民族国家”转化为“文明国家”的概念，让公民观念与中国的“文教传统”相结合，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国家道德性的期许。“文明国家”的概念更能释放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天下”的普世关怀。
贡献于现代世界的中国价值：经历现代“个体”洗礼的“家”
我们要恢复“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本体论地位，这是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宝贵财富。“家”呈现出一种整全地理解世界的模式，保持着一种与世界的和解关系，并重塑了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但是正如现代“个体”有着积极面向与消极后果一样，“家”在温暖我们的同时，其历史变迁中的种种机制化表达也有严重的消极后果，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在“双重本体”的思想中，在互补的关系性思维中，“个体”与“亲亲”应该成就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被现代性所抑制的“家”价值，需要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而“家”本身亦需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需经过现代“个体”的中介，由此我们才能真正构筑一种崭新的“家”文明，使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魅力有能力贡献于现代世界。
全书可分为三个单元：第一部分是确立“双重本体”，以双重视野重新审视“家”的问题；第二部分则是“迂回西方”，以中国的眼光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在这方面的缺失与论述，形成新的视角，发现新的线索。第三部分是“重建家哲学”，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生生”的生存论结构，破除理解“家”问题的重重误区，在现代世界重建家的哲学。
【后记摘编】
十三年的公共事务，“知行”下的思想记录
一个研究西学的人，在这本书中大谈中国文化传统，是否有越界之嫌。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似乎显得很不合时宜。确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不是我的学术专长。之所以有强烈的冲动写一本关系“中国”的著作，是因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依然是一个“问题”，如何疏通血脉：让现代文明的成就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来，同时让中国文化传统能在现代世界开花结果，重新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百年来对于学人来说，这始终是一项艰巨挑战，让无数哲人竞折腰。“双重本体”的提出正着眼于此。“双重本体”也算是自己对于一直以来关于“古今中西”讨论的回答，并成为自己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框架。
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都得到了各种报刊的转载，其中“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以及“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分别获得当年度上海市社联“十大年度推介论文”的荣誉。这些肯定表明了同行对于这些论题的认可，这使我备受鼓舞。笔者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一些新的修订与调整，使之放在一起更加协调。
2018年11月10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立全国首个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这是作为哲学学院院长的“公共参与”
无论怎样，本书的写作还是非常简略。但这样一本著作对我来说依然很有意义，它是一种思想的记录，也是未来读书与思考的备忘。它以概括的方式对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思考有所总结，在很多论题上也算是有了自家的体悟。
整整13年了，从2006年起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行政工作上，为同事们服务是一种公共参与的责任，在哲学上也可以看作是实践智慧的历练，实践如何来填补理论上的空隙一直是一件十分有挑战性的事情，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则是一种“知行”的要求；但行政工作不能不说是一种牺牲，《理想国》的第一卷就论证了，为什么行政治理工作本质上是一件没人想干的事。尤其是对于学术生命来说，行政工作更是一种巨大的耽搁。论文的写作几乎都是在平日里忙乱的间隙中完成的，论述的不当和瑕疵之处还有很多，希望求教方家，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2013年8月底于Somerville House at UBC初稿
2019年6月底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终稿
（李念编辑自序和后记，原文14000字，标题为编辑所加）
【目录】
【作者简介】
2017年11月30日，孙向晨做客第134-4期讲座，担任点评嘉宾，就个体和儒家角色伦理发表看法。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近代哲学、犹太-基督教哲学、法国哲学、比较哲学。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加拿大Regent College、美国Yal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hicago、法国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德国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英国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台湾大学等机构做过访问学者、访问教授。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世界汉学大学理事会理事、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常务理事会主席，并担任多家学术刊物的编委。著有《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合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政治哲学与汉语神学》（合著，香港道风书社，2007年）、《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译著：《上帝是否存在》（汉斯·昆著，香港道风书社，2003年），《精神分析与宗教》（弗洛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
【编辑感言】
鉴于中外哲学史上很少有相互比照地论述“家”这个可以传递中国文化传统的概念，孙向晨在十年之后的力作尤其值得推介，其着力推进中国哲学的原创思想尤其值得赞赏。“家”作为中国哲学自主论题的再次出现，意味着有了一种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框架，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意义上的致敬。同时，此书和普通读者也有相当的亲和性，一些朴素场景、认知盲点和理解误区，经思辨梳理后，豁然开朗。这也是对于抽象概念的一种具象化的努力，让哲学面对生活的生动实践。这样的哲学才可信而又可爱。（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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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李念
编辑：李念 刘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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