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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分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高帆教授新著《从割裂到融合：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政治经济学》。本书在梳理城乡经济关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超越刘易斯模型的中国城乡结构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了城乡融合度与中国城乡结构转变不同阶段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城乡经济关系割裂的形成原因和表现，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失衡型融合”的成因、效应、激励相容机制、政策实施效力等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协同型融合”作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城乡经济关系新模式。

《从割裂到融合：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政治经济学》，高帆著，责编方毅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定价78元

【前言选编】

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闸释中国城乡经济关系变动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普遍特征，“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以下简称为“刘-费-拉模型”）是发展经济学中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自1949年以来也始终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城乡经济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差异化的表现。1978年中国以农村经营体制变革为切入点启动了整体的改革开放伟大历程，改革开放40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为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持续改善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条件。基于上述实践背景，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年的特定时刻，系统梳理和阐释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经济制度选择对城乡经济关系具有关键性作用

本书提出的分析框架强调：中国不同时段的城乡经济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城乡两部门自身发展问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制度在城乡部门之间的作用产物。因此，理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问题必须放在更为宏大的制度背景下，即我国在不同时段存在着发展战略和约束条件-经济制度选择-微观主体行为-经济发展绩效(城乡经济关系转化)之间的依次影响关系。在这种依次影响关系中，经济制度选择对城乡经济关系具有关键性作用，但经济制度选择导源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约束条件之间的组合状态。当发展战略和约束条件及其组合关系发生变化时，则城乡经济关系必定会因经济制度调整和微观主体行为变动而发生演变。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制度选择是围绕政府-市场关系而进行的，但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通常存在着结构性特征，于是，政府间和市场间的相关规则也是我国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换而言之，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是在一系列经济制度(政府-市场关系、政府内部经济制度、市场内部经济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并演变的，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关系演变最为关键的逻辑线索。

“特色小镇”或成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秘钥”

失衡型融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

以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为分界点，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呈现出相互割裂和走向融合的两个阶段。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向经济增长主导战略，发展战略和约束条件的新组合则形成了政府-市场关系、政府间和市场间的独特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制度变革的主线是中央政府放松对微观主体的经济管制，不断凸显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采用市场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相类似的特征。然而，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政府间结构和市场间结构特征开始凸显，即分别形成了地方分权式治理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这体现出中国市场化体制转型与其他经济体的差异性，即在市场化体制转型的路径和方式维度上中国是具有独特性的。在上述经济制度的作用下，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必定会产生相应的结果：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增长的“奇迹”，但经济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却在不断累积和加剧；在城乡关系层面则内生出整体走向融合，但融合存在失衡的客观结果，失衡型融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经济关系从失衡型融合走向协同型融合

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发展理念的适应性调整，发展战略也从经济增长主导战略转向统筹协调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转型与约束条件的新组合则暗示着城乡经济关系从失衡型融合走向协同型融合。这里的协同型融合包含了城乡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包含了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的缩减，包含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提高，也包含了城乡内部分化背景下不同部分之间的结构优化。就实现机制而言，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需要经济制度的持续变革，即促使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内驱-政府补位的组合型政策”是我国实现城乡经济关系协同型融合的政策选择。此外，协同型融合还须关注政府间和市场间的经济制度完善，将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作为城乡经济关系协同型融合的政策实施基点。

本书不仅试图剛释长时段内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史，而且试图关注我国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一般性和异质性。在分析范式选择中侧重利用政治经济学视角来闸释中国城乡经济关系变动这个发展经济学问题，从而体现出较为突出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并从城乡经济关系视角体现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高帆（2018年12月）

城乡一体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途径，也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策略（来源：新华网）

【正文选编】

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取决于发展理念的转变

从发展理念的角度看，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是在发展理念转变的背景下才可能提出和实施的，它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进入40年的特定时期，发展理念的变动促使我国从经济增长主导战略转向统筹协调发展战略，这就为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物质条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导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绩效。这集中体现为：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奇迹”，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从经济格局的角度看，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意味着城乡产品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也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持续缩减，这种缩减至少应达到或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持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已经使得农业、农村不断地“小部门化”，现阶段中国已经从此前的农业产值、农业就业、农村人口占主体转变为非农产值、非农就业、城镇人口占主体。

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需要提高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商品和要素的配置效率，而市场信息的对接成本对这种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信息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表9-3给出了2006-2017年我国互联网网民数及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情况。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城乡微观主体的信息获取成本大大下降，交易成本下降有助于推动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开展更为频繁、更为广泛的经济交往，这种情形表明信息化进程为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

2006-2017年我国互联网网民数及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情况

我国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

立足于统筹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围绕城乡经济关系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变化。例如：2004-2018年我国连续发布以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作为主旨的中央“一号文件”。2002年我国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实质是形成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区别于此前依靠农民自我储蓄积累的筹资方式，这种新型农村养老制度强调国家对农民老有所养承担的责任。上述举措意味着我国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

此外，我国城乡之间的产品和要素流通渠道也不断拓展，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开始步入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例如：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１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如前所述，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户籍制度具有就业管控和社会保障资源配置的双重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就业管控功能渐趋减弱，2020年新型户籍制度如能有效达成，则意味着户籍制度的社会保障资源配置功能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协同型融合涉及多个主体，需考虑不同主体的参与动机和激励相容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做出的整体部署，它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兴旺等多元任务、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壮大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等，因此是立足于现阶段的经济格局变化，从系统视角来回应农业农村发展和城乡经济关系变动等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实施城乡经济政策的主线是异常清晰的，即从失衡型融合开始转向协同型融合，且这种转向服务于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另外，这些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在激活市场机制的同时更加凸显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资源倾斜，由此也就体现出对持续调整政府市场关系这个体制改革主线的回应。

问题在于，实现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此前的失衡型融合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路径依赖”效应，现有的经济政策实施效力还需要放在较长时间来观察。更重要的是，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涉及多个主体，这就需要考虑不同主体的参与动机和激励相容问题。此前的失衡型融合是政府市场关系、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结构特征及制度安排的产物，因此，作为对失衡型融合的矫正和超越，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必须回应这些领域政策的变迁需要。在政府市场关系层面，其核心是真正体现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里政府和市场不是简单的作用范围替代关系，而是基于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功能互补、相互增进关系。在政府市场关系之外，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制度安排完善必须作为协同型融合的实施要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做出的整体部署

换而言之，在我国深入推进市场化体制转型的情形下，“市场内驱政府补位的组合型政策”是我国实现城乡经济关系协同型融合的政策选择，政府市场关系、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制度变迁以及参与者的激励相容对政策的实施具有支撑作用。由此出发，我国现时代背景下城乡经济关系的协同型融合必须从如下政策组合来切入，这些政策能够较好地契合系统性、制度性、差别性和可行性等原则，并能够支撑我国在统筹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实现城乡经济关系的持续改善。(1)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村要素配置效率。（2）依托持续化制度变革来完善城乡要素交换方式。（3）基于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依托生产经营和组织方式创新提高农村经济效率。（5）按照分类和协同基准提高农村经济政策的瞄准性。（6）基于激励相容基准深化不同层级政府的经济制度变革。

现阶段我国要实现协同型融合导向的城乡经济关系，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部署，就必须关注政治、社会因素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交互影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变革逻辑。

——袁琭璐选编自第9章《实现城乡经济关系协同型融合的政策方案》，标题为编辑所加

【目录】

【作者简介】

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17项。学术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成果奖、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13项。

【编辑感言】

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之美，在乡村振兴的同时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伴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文明的扩张，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被破坏、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地方传统生活形态、社会关系日趋淡薄，乡村文化日渐荒芜。因此，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不断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如今乡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确实困扰了乡村的发展，实施乡村振兴这个战略，或许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投身建设。（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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