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渔火，延续千年，已至“拐点”。

以往，每年此时的开捕季，太湖沿岸1万多名渔民跟随5370艘渔船在非保护区内作业。伴随着阵阵气焊的切割声，日前，湖州市南太湖新区滨湖街道第一艘退捕渔船开始拆解。

当天上午，纽荣民驾船缓缓驶入船网交验拆解场，跟着父亲在太湖边当了20多年渔民的他，亲眼见证着退捕渔船的吊装拆解。

那一刻，他的心里有很多不舍，但也明白这是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做出的抉择，“每天和太湖打交道，太湖就像我的家，家病了，病在哪里我最清楚。我支持国家的政策，也关心‘上岸’后的未来生活与发展。”

2020年10月1日起，有关部门收回太湖渔业生产者捕捞权、撤回捕捞许可证。受退捕影响的，涵盖太湖沿岸江、浙两省苏州、无锡、常州、湖州4市15个区（县、市）共49个专业渔村（社区）。

暮色将至，湖面上渔船发动机的轰鸣声逐渐散去。一辈子依偎着太湖的纽荣民，向数不清的渔网告别、向辽阔无边的湖上生活告别，向“一户一船一网”的传统捕捞模式告别。他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走向明天。

昨天

全国率先实施封湖禁渔的内陆湖泊

太湖，藏着最极致的鲜。历史上太湖地区鱼类资源十分丰富，鱼类记录曾有107种。

“100多种？我们现在能见到几十种就不错了。”69岁的苏州七都镇庙港市场水产经纪人张阿姨说。

张阿姨生于渔船，长于渔船，家中8代都是渔民。小时候，她跟着父亲，黄昏时下网，凌晨收网，从湖中心行驶至庙港，赶上5点前开启的早市。

当时的水产市场是名副其实的水市，沿着庙港河，小渔船在岸边一字排开，渔民们将船舱内的湖鲜捧到岸上展示。陆地上，早有顾客排队等待湖鲜的降临。

那个时候，一网金，二网银，三网珠宝四网珍，五网六网眼也花，太湖是只聚宝盆……

“6岁的时候，我还不会捕鱼，就是抱着瞎玩的心态，晚上围湖岸边的杨树绕一圈网，第二天就能捞上来满满一网湖鲜。”40岁的周胜良笑着回忆起30多年前的场景，如今即便费尽力气，也难有过去瞎玩一兜的收获。

他记得，有两种方式收益最大：一种是鱼簖，在湖中密密麻麻地插上竹竿，将网张在竹竿之间，形成一个迷宫般的“八卦阵”，以此拦截路过的鱼类，类似于“守株待兔”；另一种是行船拖网，两艘以上的渔船合作，拖拽长度达到1500米左右的“高踏网”，一网下去能捕到上万斤鱼。

但“一网万斤”的模式，注定无法持久。

过度捕捞再加上水利闸坝建设、流域污染物输入，太湖水环境质量明显下降、水生生物资源急剧退化：不仅仅是鱼类，包括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在内，太湖的整个生态群落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太湖曾有20多种软体动物，而4年前常见的还不到10种。

不仅有减，还有增。正如小型鱼类的比例显著提升一样，太湖里的小型藻类也在显著增加，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蓝藻。2007年5月，太湖发生了“无锡水危机事件”。这些都标志着，太湖的生态整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其实，太湖的保护一直都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

1953年春，太湖大渔船停止作业半个月，当年银鱼产量增加25%。

1954年，震泽县人民委员会发布保护太湖资源的通告。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太湖渔管办实施定期的封湖禁渔制度，太湖成为全国首个封湖禁渔的内陆湖泊。

然而，身处长三角核心位置，太湖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活动影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吴地人自古“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一直是当地百姓重要的生计来源。

因此，与保护时间轴并行的，还有开发时间轴。

“我父亲和我说，最早政府是鼓励我们打鱼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还补贴我们进行网围养殖。”周胜良说。

没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为了弥补食物资源短缺、蛋白质供给不足，东太湖网围养殖持续发展。至2004年，东太湖20万亩水面约有18万亩被网围养殖占用，几乎是“天罗地网”。

湖泊渔业政策的实施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也体现着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升华。2007年的蓝藻暴发，带动了对太湖水环境的彻底整治，渔业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天平从此彻底地倒向了前者。

2009年至2018年，退渔还湖阶段，网围养殖压缩到4.8万亩；2019年后，网围全面拆除，休养生息；2020年10月1日起，整个太湖水域全面退出生产性捕捞。

今天

为“闲下来”后的转产安置提早准备

渔民上岸，在太湖沿岸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太湖流域自然条件优越，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城市密布。提前转型并收获成功的渔民大有人在，这也为此次退捕后，解决好渔民转产安置就业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苏州工业园区金益社区的部分居民就是其中的“先行者”。1967年围垦时，他们闲置的渔船有的被用于运输泥料，还有小部分就开始了运输业。国家政策开放后，运输站进一步发展壮大，入驻了苏州火车站货运场，船只也增加到100多艘，实现了水路运输与铁路运输的衔接，运输的货物也由最初的水产、鲜货慢慢转为化工原料、产品，运输收入随之增加。1987年，运输站再次转型升级为村级汽车运输站。如今，其运输业务遍布全国。

周胜良则从2018年开始转型。当时，太湖网围全部拆除后，他将土地开挖成蟹塘，做起了大闸蟹的生态养殖，实现无害化排放。见到他时，他正忙着捕捞大闸蟹，捆扎包装后安排送货。

“之前虽然离开了太湖，但船一直还在，捕鱼和养蟹在时间上可以兼顾，父母也习惯了船上的生活，手里也可以有点活干。”周胜良说，“这一次退捕，父母舍不得，家里一条捕鱼船、一条捕虾船都要上交，这是他们一辈子的回忆，我还得做他们的工作。”

周胜良的记忆里当然也印刻着那些与渔网相伴的时光，但他更明白退捕是大势所趋。

他不想再让孩子经历这样的苦日子——从下网到收网，一次作业的时长大概有20个小时，忙得时候拖网渔民几乎从不靠岸，就把柴米油盐全都搬上船，蔬菜每天由前来收鱼的鱼贩子顺便带过来。一天劳动结束后，跳进湖里洗一把冷水澡，然后把自己扔到硬邦邦的舱底和甲板上。有时候父母没时间照料孩子，就把孩子托人照顾，让他吃“百家饭”长大。

“小时就跟着父母跑，没时间上学，生病了也不去医院。那时太湖水还可以直接喝，母亲就烧点开水，帮我多盖一床被子。想吃好的也没有，只有最便宜的甲鱼。”周胜良说，现在要让自己的孩子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供他上好学校，给他买最好的学习装备。

在苏州，退捕渔民已100%纳入社会保障，有房、有社保，人社部门还针对渔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的现状，对他们加强就业技能培训。

“太湖周边经济条件不错，各类工作机会很多，能转的早就转型了。到今天还没有转型的，恰恰是最难转型的群体。他们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合适的岗位并不多。渔民比较容易上手的岗位，比如保姆、保洁等，他们又觉得不够体面、不够自在而不愿意做。”七都镇人社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进一步开发岗位是当务之急。

比如，七都镇人社中心和管理服务站共同开发20个“太湖蓝藻打捞工”的公益性职位，就因更贴近渔民技能特长广受欢迎， “但该类型岗位相对较少，我们只能采取抽签形式，抽中的概率为1∶10左右。”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去年的退捕协议签订时间正好和太湖蟹销售旺季吻合，很多渔民无暇他顾，签约环节比较顺利。待春节后，大闸蟹销售季一过，转产安置的压力会突然加大，政府部门必须未雨绸缪。

明天

我们餐桌上还能见到太湖湖鲜吗

太湖退捕后，到底要不要彻底禁捕，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

在长兴县新塘村，共有88艘渔业水产运销船。这里销售了太湖40%以上的水产。目前，全村共有1000余亩梅鲚鱼晾晒场和近20家渔家乐餐厅。全村4000多村民，一半从事和渔业有关的工作。有渔家乐老板担忧，彻底禁捕可能会摧毁这个太湖沿岸最大的渔市。

也有支持禁捕的声音，有渔业专家曾在退捕政策出台之前便建言，应在太湖禁捕三年。

主管太湖渔业管理的职能部门——江苏省太湖渔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利用好太湖丰富的生态资源禀赋和区位人文经济等有利条件，以国资控股经营、部门执法监管为主要形式，以大水面增殖渔业、组织化捕捞渔业和渔业三产融合为主要抓手，打造有太湖特色的湖泊渔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也就是说，不同于长江流域的10年禁捕，太湖是3个保护区40万亩水域常年禁捕，其余280万亩水域全面退捕。退捕不代表全面禁渔，而是在此基础上，对这280万亩水面研究制定科学利用水面规划，发展增殖渔业，有组织进行捕捞。

未来，太湖渔业主体由个体渔民改变为国有公司，捕捞方式、时间、规模等都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监管会十分严格：国有公司参与太湖增殖渔业活动的数量、规模、具体内容，必须严格按照由省级主管部门制定的要求执行；对准入企业实行积分考核制度，加强企业所属捕捞船只监管；捕鱼网具的网眼尺寸、规格将会进行规范，统一实行配额、限额捕捞制度，以保证鱼虾的生息繁衍，规定“在太湖鱼类的繁殖期和快速生长期实施禁渔”。

太湖渔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可能会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太湖渔业资源进行评估，部分退捕渔民有机会在经过培训后，以渔业工人的身份加入捕捞队伍继续捕鱼；而现有比较成熟的渔市，也有可能会继续经营下去。

“成为渔业工人？不！那种一条木板连着水面和陆地，天天胆战心惊的生活再也不想他们承受了。”周胜良肯定地表示，希望子女可以切断与“渔”的联系，再也不会被人称作“网船鬼”。

金益社区居民朱祥男对此则有不一样的看法。他最早在附近的金鸡湖、独墅湖捕鱼；后来因为水产养殖，就迁到了太湖捕捞；现在，又作为工业园区最后一批太湖渔民之一，完成退捕。

船与水如今还是他最大的安心与满足，他想把自己的幸福传递给孩子们。在金益社区的支持下，朱祥男等老渔民积极参与渔耕文化园的筹建。在前期的实物采集、资料收集等过程中，他们有的带着工作人员出船拍摄影像照片，有的亲手制作渔具捐赠，有的送来压箱底的渔服渔饰，有的口述补充缺失的资料。

朱祥男希望，渔船、桅帆、渔网、鱼叉……这些随他扬帆江湖的 “老伙计”，能在渔耕文化的映衬下锁住乡土情结，让勤劳质朴、开拓创新的渔耕精神潜移默化地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

让太湖回归生机，让渔民有保障可依，今日向“渔”告别，是为了明天更好地重逢。太湖渔歌，定会在江南大地永远地传唱下去。

专家访谈

退而不捕，还是以退为捕？

——访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谷孝鸿

文汇报：太湖退捕的背景是什么？

谷孝鸿：太湖退捕是在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十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的背景下提出的。这是湖泊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多年来从生态破坏向生态修复转型的结果。

多年来，受环境污染、富营养化和高强度捕捞等影响，太湖渔业资源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问题很严重。历史上太湖地区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有鱼类记录107种。2014—2016年持续调查，仅采集到鱼类61种，种类组成发生较大变化，“优势种单一化”极其显著，鱼类群落和种群小型化趋势明显，个体质量低于30克的小型鱼类占绝对优势。

禁渔管理是大水面渔业资源管理的重要一环，有利于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休养生息，促进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文汇报：那么，太湖退捕是否也意味着要采用十年禁捕的管理方式？

谷孝鸿：在长江十年禁渔的大背景下，目前“一江两湖七河”实施了禁渔方式。由于太湖渔业资源出现衰退，有必要对太湖渔业政策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太湖水域环境和长江不同，渔业资源主要问题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因此禁渔的具体实施方式可以不同，不可能是单纯的一禁了之。

太湖有其非直接通江的自然生态属性，而且太湖是蓝藻频发的富营养化湖泊，每年捕捞带走总氮235.8吨，总磷55.8吨，对转移水体的营养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太湖三白”是区域特色，也是文化名片，对带动区域经济、促进渔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太湖的退捕不是退而不捕，而是以退为捕。

初步构想是，在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施长期禁渔，和长江十年禁渔的政策有统一性和一致性。在除了保护区以外的宽阔水域，应该先是退捕退渔民，接着充分评估渔业资源现状和主要鱼类生物学特性，借鉴国际捕捞学经验，建立科学的渔业资源水质调控政策，包括增殖放流量、品种搭配，捕捞间隔时长、捕捞量、捕捞季节和捕捞品种等。

文汇报：对于退捕的下半篇文章，您有何建议？

谷孝鸿：从退渔政策的完成到渔民转业安置真正的落实，从退渔实施效果的跟踪监测评估到鱼类资源恢复政策与措施的制定与完善，以及满足民众特殊需求及渔文化传承的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探讨等，都需要一步步推进。一个关键前提是对太湖目前的水环境状况、渔业资源存量和生态修复措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文汇报：太湖退捕后，可能会设置“护渔员”这一公益性岗位。对于这个新岗位，您作何评价？

谷孝鸿：其实，渔政人员就是法定的护渔员，只是目前这个队伍的力量配备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补充，但补充的前提是需要全社会的共识，管理的前提是宣传到位，完全依靠所谓的限制管理是管不住的。

水体和山林、草原不一样，它是隐蔽在水下的，直接感觉不到，需要的专业性更强，水环境的安全保障更高。渔业资源管护需要有丰富的经验。现在太湖渔管会有渔政处专门从事湖上偷捕行为的执法，可能还远不够。将来可以适度吸纳退捕渔民到护渔的队伍中，这是一批经验丰富的渔民，通过教育培训，他们可能成为太湖渔业资源的守护者。

文汇报：太湖退捕后，渔业资源恢复的前景如何？

谷孝鸿：关键要考虑恢复的内涵，作为不通江的湖泊，未来很难有很多原先已经在太湖消失或绝迹的渔业品种出现，但通过限捕、禁捕，鱼类生存的生态条件得到改善，一些优良和土著品种会得以恢复，加上合理鱼类结构调控到位，鱼类小型化的问题会得到改善，大型鱼类保持一定的比例会得到优化。

太湖不同于长江，太湖作为非直接通江的大型浅水湖泊，其生态系统特征、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有别于一般水体。太湖的渔业资源整体以小型鱼类占优势，现存生物量较大，大型鱼类以及鱼食性鱼类较少，小型鱼类的增殖通过食物链效应对浮游生物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带来了对水质的影响。因此，退捕后，从生态和渔业的角度，还是要适当适宜地科学捕捞，科学调控太湖渔业资源，朝着有利于水质改善和渔业资源保护的方向努力。

文汇报：有些人说，退捕之后，特色渔文化的传承等会受到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谷孝鸿：太湖的渔文化需要我们每个人守护和传承。目前太湖计划建立渔博馆，将太湖丰富的鱼类资源、悠久灿烂的渔文化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宣传普及。

渔文化的传承需要“渔”来支撑，但太湖的渔文化，也不仅仅就是太湖捕捞或放流。太湖渔文化的文章可以做大做强，需要从“渔业—生态—经济”的维度，围绕水和渔业去拓展和创新。今天的退捕，是为了换未来子孙后代的年年有鱼，从真正意义上守护渔文化，传承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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