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接受文汇报专访（驻苏记者叶志明摄）

一介书生，忧国忧民，一篇文章，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他被誉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去年获得了“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

他以共产党员的巨大勇气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担当，勇开思想先河，勇立时代潮头，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作为主要起草人，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  “春雷”。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对于重新确立起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最近出版的《改革先锋》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面对荣誉，胡福明显得格外淡然。他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他当年起草撰写这篇文章，只是起了一个引子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

【人物档案】胡福明，1935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9至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2013年荣获首届“江苏社科名家”；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书生意气：总要有人站出来的

金陵的仲春，微风送暖，细雨如酥。庭院里的茶梅、海棠绽放红的粉的花朵。

胡福明上午总要看一会央视新闻。说是看新闻，其实是听新闻。年轻时留下的眼疾，现在很影响视力。

听完央视新闻，他慢慢地走到客厅进门处的方桌后，惬意地坐在一把藤椅上。方桌的前面，依次摆放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求是》《新华文摘》等书刊，他的左手边是一叠最新的报纸，人民日报放在最上面。人民日报有重要的社论、评论，他都要请老伴读报，他仔细地听读。

他说，读人民日报的社论、评论，研究和思考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

42年前的早春，1977年，乍暖还寒，一篇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两报一刊”刊登的社论，让胡福明陷入苦苦思索之中。细读这篇题目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文中提出的“两个凡是”让他心头阵阵发紧。

前一年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作为南京大学一名哲学教师，他也是以喝酒吃螃蟹的方式来庆祝。在南京大学和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都是第一个上台发言。他拿起搁置已久的笔，以笔代矛，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后，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他说。

“两个凡是”的提出，使得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遇到阻碍，揭批“四人帮”也出现了降温，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遇到了巨大阻力。胡福明感到痛苦迷茫，寝食不安。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也深知其中的政治风险。在“文革”初期，因为在所谓的批判南大校长匡亚明时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被打成“匡亚明黑帮”。他说：“我已经被打倒过一次了，还会有第二次吗？”

在那五六个月里，胡福明陷入了难以名状的煎熬之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家国情怀，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担当，驱使他下定决心。“不能再拖下去啦！再拖下去，人民受不了，国家受不了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他说，“总要有人站出来的！我原是贫穷的农家子弟，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不站出来谁站出来？！”

◆胡福明（左一）在校园

寒门求学：将自己所学报效国家

胡家世代务农。“我老家在无锡长安乡胡巷村。家里太穷，一个哥哥、一个姊姊和一个弟弟被送人，两个弟弟病死。我特别喜爱读书，读了几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几度辍学。”胡福明回忆道。

1949年，也是在这样的春天，无锡解放了。胡福明看到，解放军在他家乡两里外的马镇，押解着一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走过。事后他知道，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突破长江天堑，最东头的战场就是在无锡北面的江阴。他记得，当时无锡这边的战斗很顺利，没有多少炮声，敌军兵败如山倒。

解放了，翻身了。胡福明感受最深的是，穷苦人家终于能吃饱饭，孩子们终于能如愿上学了。他说：“小时候，春天的时候是米面掺和着野菜度日，秋冬季节则是靠吃南瓜充饥果腹。”一直到现在，他都不爱吃南瓜。由于营养不良，他特别瘦弱。

失学的事让他记忆深刻。有一年他辍学在家，抱着弟弟在学校墙角听老师讲课。“有一次，父亲有事找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最后在学校墙边找到了我。他十分生气，打了我一巴掌。”

他说：“我没哭，但是父亲却哭了。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后来，秋天补交了学费，我才复学读书。”

1949年遇到春荒，家里交不起一学期一石大米的学费，他当众遭责骂羞辱，被责令退学，幸亏同村本家的老师胡大公用自己的薪水垫付学费，他才得以继续上学。“后来我知道，胡大公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说，“无锡解放后，靠着政府助学金，我读完了初中，成为长安中学第一届毕业生。所以，我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新社会。”

16岁那年春天，胡福明考进苏南无锡师范。三年师范读书，学费书费伙食费等均由国家负担。“我不仅吃得饱，长了身体，而且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他说，“星期六下午，我步行20里路急赶回家，只花了2小时。到家后就立即挑粪、除草、锄地干农活。星期天劳动一天。星期一天蒙蒙亮步行回学校吃早饭，不误上课。遇到夏种、秋收的农忙时节，还要请假回家干农活。我和母亲必须种熟三亩地的作物，才能生活。”

三年后毕业，他被分配至南京的省总工会干部学校。那年夏天，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国家号召机关的年轻人报考大学。胡福明做起了“大学梦”，他只填报了三个志愿，分别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他说，要考就报考最好的，非北大不去。8月，他收到入学通知，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寒窗苦读四年，他又被推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三年。

从一个几度失学的农家子弟，到先后就读于首都两所顶级高等学府的高材生，又成为著名的南京大学的一名哲学教师，胡福明深知自己的成长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培养。他心怀感恩，他服从国家的安排，放弃了当初“做一名记者”的个人志向，全身心投入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之中，从中确立人生发展的价值和方向；他懂得责任和使命，他立志将自己所学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哪怕遇到困难、遭受挫折。

◆1998年，胡福明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大会上发言

学人本色：坚守底线独自上路

在南大执教期间，他确实遇到了不少坎坷。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心中始终坚守底线，不唯上、不唯本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真话，即便闭口沉默也绝不昧着良心说假话。这让他吃了不少亏。秉性难移，他初心不改。

内心激烈斗争了五六个月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准备独自上路。他写文章做研究，总喜欢与周围其他老师一起交流探讨。“这一次，批判‘两个凡是’风险太大，结果难料。我决定不跟任何人说，自己一个人‘单干’。如果要坐牢，就我一个人去，绝不连累他人。”他说。

那一年夏天，胡福明的妻子张丽华生病住院。每天晚上，他都到医院陪护。暑热难耐，无法睡觉，也无地方可睡，胡福明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陆续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他蹲着身子或者索性坐在地上，趴在椅子上查阅资料，草拟文章提纲。有时实在想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五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大致也写成了。

在构思过程中，他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主题。文中还引用了革命导师许多著名论述。这既是为了达到批判的目的，也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8月底，完成初稿近八千字，他将文章投寄给了光明日报社。在此之前的一次理论座谈会上，他认识了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王强华向他提出了约稿的邀请。

第二年1月，光明日报寄来了文章小样，王强华回信说“（文章）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做一些修改”。胡福明对文章进行了几次修改。4月，他赴京出席全国第一次哲学研讨会，专程来到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为此召集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多位学者和编辑，讨论文章的修改。胡福明说，大家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杨西光的意见是，这篇文章如果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在一版刊发。文章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要写得更严谨，不能让人家抓小辫子。

那也是春天，胡福明回忆道，白天他参加哲学研讨会，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将修改的文章小样送回光明日报。这样，来来回回又修改了好几次。在白天的研讨会上，他曾经发言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以此表达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他为光明日报撰稿一事也已为圈内人所知。许多人支持他，也有人为他担心。

酝酿一年，几经修改，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后犹如炸响了一声春雷，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乍暖还寒的中国迎来了冰雪消融春回大地，改革开放大潮如一江春水澎湃向东！

◆胡福明（左）与南大教授张宪文同时获得首届“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家乡情结：关心苏南改革新实践

一篇文章推动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改变了胡福明的人生轨迹。四年后他被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历任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众多人生角色中，他最看重的是南大教师。他说，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愿意继续站在三尺讲台前做一名普通的教师，继续从事哲学研究。相比较这些职务，他更喜欢别人称他“老师”。服从组织安排，这是责任和使命。就像他拿起笔，撰写这篇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一样。他说：“这是吾辈的使命！”

无论职务升迁、工作变动，他始终保持着书生意气、学人本色。特别是在担任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期间，他组织了苏南现代化课题组，对苏、锡、常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发展经验，进行系统的调查和评估，研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指标体系和指导思想。

他常常带领教师、学者深入苏南各地，了解改革实践，开展调查研究。苏南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实践也深深吸引了他，他因此结识了许多乡镇企业的创始人、带头人。“吴仁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很早就认识，有几十年的交情。”他说，“我一年要去华西村好几次。”

两位无锡老乡，一个在乡镇企业一线滚爬摸打，一个在理论战线关注改革实践。他对吴仁宝大胆试大胆闯、敢为人先的劲头很赞赏。有人说，华西村被誉为“中华第一村”，最早就是胡福明概括提出来的。对此，他谦逊地说，这个是谁先提出来的不重要，关键是要为华西村等乡镇企业改革发展做一些梳理和总结。胡福明因此撰写了著述《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合作出版了《论县域经济》，主编出版了《苏南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丛书等。

前两天，昆山的一位老朋友来看望他，带来了苏南改革的新实践新动态。他说，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实施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已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扩大改革开放，苏南地区，包括沪苏浙皖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是中国人民凭借自己的实践奋斗出来的。他说，实践出真知，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没有金科玉律，也非一成不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记者手记

享受思考的快乐

采访那天，胡福明刚收到《改革先锋》一书。寄来了5本，很多人要，他自己只留下了一本。留作纪念，一本够了。对于去年底参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并获得“改革先锋”的荣誉，胡老既感到光荣，又表现得特别淡然。

他说，那篇文章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他一再表示，在文章修改过程中，领导和编辑、中央党校的老师，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这篇文章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那个年代，要求拨乱反正，要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呼声很高，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就是他不写这文章，也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撰写这样的文章。

胡老那天谈兴甚浓。上下午谈了约6个小时，老人家不显疲惫。他说话语速慢中带快，夹着浓厚的无锡乡音，一杯茶，两盒烟，三只打火机，听他讲述那些或远或近的过往，他的求学经历、教师生涯、学人故事，仿佛是在听一位白发老教授传道解惑。他记忆力极好，对一些人的姓名记得分毫不差。他会告诉你，这人姓甚名谁，什么笔画，怎么写，一如他写作讲课时的严谨。氤氲中那些往事恍如昨日，所有的惊心动魄、云谲波诡，随着他谈笑间慢慢散开。

他知道抽烟不利于健康，但是有助于思考问题。他习惯了。几十年来，一直这样抽着烟思考问题。他不喜欢人家称他什么什么家，他说自己就是一名理论工作者。他喜欢思考，他享受思考的快乐。早些年，他更愿意出去走走，到老家无锡附近，到苏南改革实践的一线去走走看看，一边走着看着一边思考。现在腿脚不便，行动慢了，但是思考不能停止，思想的脚步要紧紧跟上时代的脉搏。

作者：叶志明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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