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若甫

2015年5月4日是指挥家黄贻钧先生的百年诞辰。上海音乐界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上海乃至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尤其是他曾担任团长和常任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回顾名团与大师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秦晋之好，涓涓细语汇成纪念的主流——百年诞辰音乐会、展览、出版物和社交网络上的热度都在述说黄贻钧为这支自己心爱的乐团作出的丰功伟绩，包括国际化的视野，躬耕与体制改革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然而将黄贻钧区别于其他同辈和前辈指挥家，也让他即使面对活动能力强于自己数倍的晚辈指挥家而屹立不倒的，并不仅有他与国内交响乐团的血肉相连，更多则是他在国际社会上的显赫地位。黄贻钧幸运地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两拨对外文化交流的大潮，并身为参与人和亲历者。1956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百废待兴阶段，黄贻钧便随着国家文化代表团访问北欧。1981年，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之时，黄贻钧又有幸成为首位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中国指挥家。这两次关键的出访，既是他个人声望和艺术造诣的高度所决定，又是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心驰神往。1981年的出访柏林有较多史料佐证记录在案；而1956年出访芬兰并无太多文献支撑。所幸随着一些历史档案在中芬两国相继公布于众，人们得以逐渐了解这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音乐代表团出访欧洲的细节。作为芬兰音乐之父的西贝柳斯也多次“客串”穿插出现在这些交流互访的片段中。

其中一些细节来自黄贻钧之子编纂的一本黄贻钧文献集，并未公开流传。1956年10月下旬，黄贻钧与钢琴家吴乐懿等一起作为一个21人组成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北欧，原定的出访耗时一个月，首站芬兰，随后是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等。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芬兰是第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对中国颇有好感。而且赫尔辛基刚刚在1952年举办完奥运会，在硬件建设和财力上处于快速上升期。作为芬兰站的停留，黄贻钧一行在赫尔辛基受到了芬兰总统乌霍·基科宁的接见。据当日《芬兰日报》报道，10月29日晚，黄贻钧指挥赫尔辛基爱乐乐团上演了一场音乐会，曲目中包括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作为代表团邀请方中芬友好协会的荣誉会长，芬兰第一夫人参加了音乐会。在赫尔辛基的行程中，黄贻钧会见了指挥家哈尼凯宁。1951年-1963年，哈尼凯宁担任赫尔辛基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与黄贻钧的会面肯定极为融洽，因为第二年他就受邀回访，来到中国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此外在赫尔辛基停留时，黄贻钧还与吴乐懿应芬兰指挥家斯米拉邀请到其府上赴宴。

斯米拉是一个在芬兰交响乐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哈尼凯宁在赫尔辛基爱乐的前任总监，1951年改赴芬兰城市拉蒂，担任拉蒂交响乐团的首任首席指挥至他逝世的前一年，即1957年。而哈尼凯宁作为在赫尔辛基的下任总监，则被誉为“芬兰指挥家舵主”，培养出如雷贯耳的芬兰指挥家帕努拉。赫尔辛基爱乐乐团也许能串起整个中芬早期音乐交流的主线，但拉蒂在推动芬兰交响乐方面则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文文献中没有指出的是，21人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之所以成行并由黄贻钧指挥芬兰首屈一指的乐团，是因为出访的前一年，也就是1955年，拉蒂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斯米拉先期来到中国交流。当年恰逢西贝柳斯诞辰90周年，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了西贝柳斯的作品，由此奠定了中芬指挥乃至艺术家互访的基调。应黄贻钧邀请，哈尼凯宁1957年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之后，作为礼节性回访，中国指挥家李德伦1958年出访芬兰，成为第二位指挥赫尔辛基爱乐乐团的中国指挥家，演出了吴祖强《祖国交响音画》和勃拉姆斯基第一交响乐等。

如果把拉蒂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斯米拉定义为第一位指挥中国乐团的芬兰指挥家；把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设定为第一位指挥芬兰交响乐团的中国指挥家的话，这两位人物所属的城市拉蒂和上海，分别在决定各自国家的交响乐团事业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西贝柳斯就像在冥冥之中的巧合一样，穿越时空的束缚互为作用。1965年恰逢西贝柳斯诞辰百年，中央乐团在北京上演了可能是“文革”前最后一场包含全西贝柳斯音乐的西洋古典的管弦乐作品音乐会。几乎就在同时，芬兰拉蒂成立了芬兰交响乐团协会，承担起了为芬兰交响乐团规划蓝图的重任。创世之初，协会有18个会员，如今有30支乐团成员。这一看似不起眼的数字放在一个仅有550万人口的国度里，便造就出全球人均拥有乐团比例最高的国家。协会不仅促使旗下乐团进入芬兰的事业单位编制，更推动了1993年《乐团法案》的颁布，第一次把芬兰政府给予乐团全额财政补贴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2006年，这一法案公布了修正案，提高了国家的全额财政补贴额，并将本来固定的补贴经费与乐团的实际开销挂钩。至此，芬兰的交响乐团处于国家政府的强大保护伞下，即使在欧洲诸如荷兰、丹麦和德国的乐团纷纷合并或叫苦不迭的情况下，持续以北欧特有的“高冷”感存在，不为欧元区的金融危机所影响。

2015年，60年前的姻缘又一次机缘巧合地携手，虽然互为独立。今年是西贝柳斯诞辰150周年，60年前访问过上海的斯米拉麾下的拉蒂交响乐团本月启程前来中国，在四个城市上演三套西贝柳斯的全集音乐会，揭开了芬兰交响乐界对中国最大规模和最高广度的访问，其中也包括上海。芬兰交响乐团协会则迎来了50周年庆典，在拉蒂交响乐团来中国前，回到其创始地拉蒂召开峰会，黄贻钧在上海交响乐团后的第四任团长陈光宪作为嘉宾在位于拉蒂西贝柳斯音乐厅举行的峰会上发言。而在芬兰的峰会和拉蒂交响乐团启程前往中国之间，我们又迎来黄贻钧百年诞辰。这两者似乎在以不为人察觉的方式，一前一后地叙说着黄贻钧为中国指挥的国际影响力奠定的扎实根基，也道出了60年前密集的互动交流后芬兰与中国交响乐团界在轮番改制上越走越远的距离。

（作者系乐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