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成立时的50余名成员，发展成为今天的8900万党员。

96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为何出发。1921年树德里的灯光，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前行的征程，灯光里闪耀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执着、矢志不渝，是先锋义士的知难而进、大义担当。

回望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在这里，我们从近年来出版的相关党史研究书籍中摘编部分章节，探究我党在上海成立前后的历史。党的名称是如何确立下来的?上海这座城市又是如何成为我党的创建地的?字里行间，是对来时之路的回望，也可以寻到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海）》 石奇人 绘。作品以艺术笔法定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时刻。作者根据史料，如实再现了当时十几位创始人召开会议时环绕长桌而坐的场景。

党在上海诞生，这里成为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于是这里成为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人们深信伟大的火种一旦点燃便会驱散黑暗，燎原中国大地。上海的法租界环龙路上有一条叫渔阳里的弄堂，就在97年前的1920年，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给城市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酝酿，在这里筹建，在这里发起。

今天，踏进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斑驳的墙上仍能昭示它曾经的沧桑，耳畔似乎还能聆听当年志士们的激辩，他们是用信仰采撷火种的人，是他们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这条小小的弄堂里如旭日般升起。

建党大业在上海展开

1920建党大业在上海展开年2月4日，陈独秀抵达武汉，应邀到武昌文华大学去演讲，“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贫民社会主义”是他演讲的主题。这次演讲轰动社会各界。陈独秀刚回到北京的家中，警察就尾随而至，陈独秀只能转移到李大钊家中。李大钊则提议，让陈独秀去上海，那里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所在地。

2月的北京风大雪浓。夜里，北京朝阳门驶出了一辆带篷的骡车。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行动。据记载，他们在车上商谈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

1920年的春天来了。4月的一天，上海老渔阳里2号响起了敲门声，来人拿出李大钊给陈独秀的信。他叫维经斯基，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在与李大钊多次的恳谈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表示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于是，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专程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商谈越来越进入实质性内容，他们一致认定，建党大业应该在上海展开。

1920年春，陈独秀和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在老渔阳里2号召开了五人会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且起草了党纲。

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

此后，老渔阳里2号鸿雁来往不息，进步志士纷至沓来，犹如大本营似的推动着中国各地共产党发起组的积极建立。

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

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由毛泽东组织，在武汉由董必武、刘伯垂等组织，在山东通过王尽美、邓恩铭组织。陈独秀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无形中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对于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大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工人政党有叫“社会党”的，也有叫“共产党”的，陈独秀为此致函北京的李大钊，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经过商量后明确回答：就叫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意思。

陈独秀接到回信后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1920年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老渔阳里2号点燃时，邵力子38岁，沈雁冰24岁，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都是30岁。陈独秀在这些年轻人中年岁最长，也不过41岁。

今天，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然而，门口挂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铭牌依旧让人充满敬意和豪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都见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意气风发、激情满怀的人格魅力，这里的每一道缝隙都吸收过他们划时代的高谈阔论、豪言壮语。

老渔阳里2号，一座承载着革命传奇的石库门，前事辉煌已写成了历史，但往事悠悠，我们的眼前依旧能看到无数风云人物活跃其中，那一把越燃越旺的革命火种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摘编自《伟大的开端》)

在先进理论的选择和更替过程中上海是一块重要的阵地

上海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这样的时代需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他们主办《劳动者》等刊物，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发表关注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文章。他们举办各种平民夜校，通过识字等方法启发工人觉悟。他们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演讲活动，向工人群众传播新思想。这个动向显露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体力量的嬗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合乎逻辑地与上海发生了关系，上海也顺应时代需要，成为新的社会力量所期待的城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先进理论更替的结果，在先进理论的选择和更替过程中，上海无疑是一块重要的阵地。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开放程度比起国内其他地方要更高一些，外国人的频繁出入以及国内知识分子的活跃，打造了“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风格，各种思想碰撞和交融形成了孕育先进理论的良好氛围。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的中心首先落在上海，以传播新思想吸引国内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上海的关注，都是在偶然的举动中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近代化城市发展积累的文化基础和先进知识分子聚集的优势条件，使上海成为吸纳和接受先进理论的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具有全国范围的普遍意义，而上海则更具有典型性。

从某种角度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地，还影响了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选择的变化。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上海这座城市除了工商业和贸易的经济价值显示外，又显示着社会改造的政治价值。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在北京，但具有特殊地位的上海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立足的重镇。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上海，象征着改造中国社会的路径将从全国工业相对发展的经济中心出发，将以中国最具代表的城市为中心。这样的背景决定了选择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选择走一条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政党史上，上世纪初叶曾出现数百个政党组织，但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共产党是继它之后第二个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诞生于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它所掀动的革命运动已经随着令人民失望的糟糕实践而退潮。以上海为中心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标志着革命的新开端，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革命面貌的改观，都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有着紧密的关联。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何红舟 黄发祥 绘。创作者以光影的变幻，暗示当时环境艰险和时局动荡，以此来烘托“启航”的庄严主题。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就目前查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即出现在当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著作《社会演化》前几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曾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此后不久(同年)，即出版了全书的单行本。

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等在《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刊物上，曾多次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

1912年10月14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流派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之言论矣”。

虽然如此，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传播开来。而在其以后，由于李大钊等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才为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其原著也开始陆续有了中译本。李大钊则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不论在启蒙学者中(包括陈独秀等)，或在五四运动涌现的青年学子中，都先后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步成为它的很有影响的新内容。它与“民主”“科学”的精神并不背离，而是其新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以外，是不符合实际的。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显示的力量，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主义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通过一大、二大，它不仅制订了自己的最高纲领，而且制订了当时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