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帮助西藏建立起科研“地方队”，在进化生物学等研究领域与日本、欧美研究团队鼎足而立。(复旦大学供图)

■本报记者　姜澎

复旦大学钟扬教授，是那个曾说过，要给一百年后的上海留下一片红树林，在上海造出一条美丽海岸线的人。他果真花了十年在南汇的海边筛选出一批树种，如今已有一片小小的红树林初长成，而且不用再生活在暖棚里了。他也是那个花了十多年时间，默默在青藏高原收集种子，为了给我们的后代保留足够生物多样性的人。

就在上个月，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兴冲冲地说：“我想好了一百个小故事，要为小学生们录下来。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既有趣又有科学性，引导孩子学会提问。”他还想好了，第一个故事从“长颈鹿会不会游泳”开始。

可是，这些红树林不会再等到钟扬周末抽时间去看它们了，而这一百个小故事也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个一辈子都在收集种子的人，在昨天清晨6点多从内蒙古鄂尔多斯赶往银川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永远离开了人世。

“钟老师干活，真的太拼了！”

当消息传到复旦大学，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钟老师干活，真的太拼了!”早晨6点多就赶路，这对钟扬来说并不稀罕，他的工作时间常常要到凌晨三四点，常和他打交道的人往往会在半夜一两点收到他回复的邮件、修改的文章。

钟扬算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过去十多年中，他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在他看来，是为人类的未来储存下了希望，也是丰富的基因宝藏。

援藏期间，他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培养出西藏大学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他曾说：“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所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前年，他因长期太过疲劳导致脑出血，住院很久。痊愈后，他和身边同事说，自己已作出三个承诺：第一是不再喝酒，因为长期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天冷时晚上会喝酒御寒；第二是短期内不再乘坐飞机出差；第三是暂缓去西藏考察。可是，“除了第一个承诺他做到了，另外两个承诺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与钟扬同年被引进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卢宝荣教授告诉记者。今年，又有一位钟扬指导的藏族博士生毕业了。

遵从内心，聪明而有大智慧

1979年，钟扬初中刚毕业，就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去年，他以自己的藏族名字“索顿”为笔名，为本报撰写了《一个招办主任儿子的高考》一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学了五年信息科学，毕业后的他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一待就是15年，并由此爱上了植物学研究，还担任了副所长。

2000年，他放弃一切待遇，来到复旦大学任教。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就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才能不负人生。我对植物学感兴趣，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只做个普通教授又怎样呢？”

不久后，钟扬被复旦大学聘为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2001年，他又放弃副院长职务，到西藏大学担任一名普通教授。他说：“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一颗种子可以造福千万苍生。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

提起钟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年轻教授李辉说：“钟老师是有大智慧的人。做科学研究的人很多，但真正有科学思想、能称得上科学家的人不多。钟老师就是那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宏观理解和哲学思考，并且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能做出出色研究，并做精彩科普的人。”

个性鲜明，最关心人才培养

在西藏十多年，为了调查和保护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在海拔2000多米到6000多米的高原上，钟扬一年要行走3万公里。为了赶时间，他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休息更是只能见缝插针，常常只能在累的时候打个盹。

除了研究，钟扬最关心的就是人才培养。“研究生的‘水课’太多。”钟扬几次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一点。但要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身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想尽办法，设计了研究生FIST课程项目，在寒暑假邀请学术大师为研究生密集授课。“也许我不能改变所有课程的质量，但可以借此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品位，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学术。”

钟扬的实验室里，有研究生、本科生，甚至还有初中生。不久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实验室也对中学生开放。“只要学生肯花时间，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们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并且感受到科学研究的成功与失败的过程，这比给他们讲授一些空洞的道理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