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句名言：“永远不要让教授坐到谈判桌前。”因为技术一旦产生，其价值评估、技术转化、专利许可等一系列工作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需要高水准的专业人士接续完成。

在昨天举行的2017浦江创新论坛之产业论坛上，从事科技服务业的各国专家从不同角度指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单靠技术发明人的热情还远远不够，目前更需要系统性的高水准科技服务来帮助技术顺利走向市场。发展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服务中介机构，中国急需补上这块短板。

永远不要让教授坐到谈判桌前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在今年　《自然》　杂志发布的全球科研机构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第一。它研发出的一种免疫治疗药物卖出了140亿美元的高价。其首任所长理查德·勒那说：“我们的成果总能让人更感兴趣。”他首先把这归功于研究所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从零开始，我们往往会在一个项目上投入几十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如此倾注原创，是为了在确保科学上领先的同时，也确保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因此，在研究所背后，一支强大的知识产权团队负责专攻利益。

实际上，英美许多著名高校都建有这样一支专业团队。同时，市场上还发展起了不少专注于技术经纪的公司。国际著名知识产权战略家、美国洞察力合伙公司　(PerceptionPartner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巴里·布拉格尔说，谈到技术就一定会谈到知识产权，一般人们总认为那就是指专利，其实还包括技术秘密、有价值的数据、相关知识和技术解决方案，这些都能为专利“锦上添花”，在提升其价值的同时，让客户更容易接受。甚至连研究机构曾经的专利实施成功案例和声誉，以及当地的政策，都会影响专利转化。

美国道唯深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格·杰克逊也表示，在他多年的全球技术转移生涯中，了解被授权公司的创新能力和资源、市场参与度，甚至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和文化差异，都是他的必修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影响最终的交易结果。”如果这些事情都让教授来做，显然太难为他们了。

补上短板，不能简单复制欧美做法

从数量上看，中国高校每年申请的专利总数多于斯坦福、麻省理工、牛津等美英大学，但我们的成果转化效率却远远低于他们。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纵刚列出了一组数据：中国高校每年申请专利数多达一两千件，但最终成功转化的不足5%，而欧美高校的专利授权比例高达25%至40%。

“这是因为英美高校大多拥有一支专业而强大的知识产权管理队伍。”纵刚说，英国牛津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团队一共92人，其中45人是博士，还有20多位硕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转移部门也都有几十位专业人员。而他们每年人均负责申请的专利数量只有2至5件。相比之下，国内不少高校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甚至只有区区二人。

能否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简单复制到中国来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专家尼尔斯·纽曼认为，各国知识生产和运营的方式不同，中国应该仔细调研分析自身的知识流转过程，然后针对实际问题设计制度加以解决。比如，在美国约70%的技术转移来自企业，主要由利润推动，而且联邦层面并没有法律、法案加以规范。因此，美国仅有八个州的知识产权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其他大部分州也还都在探索之中。他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找到具有自身特点的科技成果转化解决方案，并以此激发更大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