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家庄牌坊下，七个民族的妇女身着节日的盛装，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本报记者赵征南摄

 

 

 

从左向右依次为汉族民居、藏族民居、白族民居、彝族民居。本报通讯员杨荣英摄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李灼艳

 

滇西北高原的大山腹地，是高原明珠洱海的源头，在这片温泉尽情喷涌的热土上，一个生态环境优美、民风民俗淳厚的小村落藏于其中，它的名字叫郑家庄。

 

过去的千百年，郑家庄外，曾有一条滇藏茶马古道绵延经过，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融。

 

2006年，郑家庄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民族团结示范村；2015年2月，郑家庄被授予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目前，该村村民为汉、藏、傣、白、彝、纳西、傈僳等七个民族组成。不同民族之间不仅语言文字不同，且宗教信仰不一，生活习惯也相左，但他们却相处融洽、亲如一家，这是怎么做到的?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郑家庄，为您解开这个大家庭“七个民族一家亲”的奥秘。

 

热热闹闹过大年

 

郑家庄的寒冬腊月，是一年中最喜庆、最热闹的时节，也是最美味的季节。“蹭饭蹭到饱”，绝非难事。

 

清晨6时，滇西北的山村还一片幽静。段志华的家里早早地亮起了灯，老两口连忙喝上几口热稀饭，赶到院子里腾出空地。这天，是段家人“杀年畜”的日子。

 

“杀年畜”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年俗。在农村，进了腊月，许多人家都要杀畜，为过年准备肉料，杀家畜当天就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剩下的肉和油脂趁冬春季节腌制成腊肉、腊油，在一年之中慢慢享用。

 

宴请的这顿到底吃什么，不同的地区可能就有不同的讲究。郑家庄的规矩是，无论菜多菜少，样式如何变换，主菜永恒不变———“生皮”。剁生是白族的一种重要饮食习俗，在唐代文献中已有记载，生皮则是其中最知名的一道传统名菜。

 

8时，杀畜的汉子们带着工具准时来到了段家。他们将一头家畜牢牢地绑在长凳上。用青蒿点几滴“净水”洒在它的身上，“杀年畜”仪式开始了。

 

段志华和汉子们用着白族话、云南方言一起默念“脱了毛衣穿布衣”，意即“畜生转人生”，实现“超生”。

 

他们杀畜后不用开水烫，而是用火烧———把洗好的家畜放进土坑，用稻草盖其身上烧烤。火烧后，只需轻轻一刮，毛自然脱落，此时的皮呈现琥珀黄色，说是生皮，实际上已有六成熟，同时表皮下的肥瘦肉也都变得半熟，呈乳白色。记者试吃了一块，皮吃起来脆而香，富有嚼头，而肉味则极其鲜嫩。

 

吃这些未熟的肉会不会生病?　段志华说:“这么跟你说，在大理，吃生皮绝对不是‘原始’，这可是古代南诏国的皇家美味。更为关键的是，现在的家畜杀之前必须送检，不会有什么寄生虫或其他疾病。”

 

10点刚过，第二波人来了，都是邻家的“大厨”，白族、汉族、藏族、纳西族的大妈们都来帮忙。

 

这是段家连续30年“杀年畜”。前两天，老段两口子就做足了准备。他们到集市上购置了各类食材，以及大量的食盐、酱油、醋、辣椒面、花椒面等调料，回到家，他们又到邻居家借来15张白族人最爱的四方桌和矮板凳———桌子长宽各80公分，离地面40公分;板凳长宽正够坐两个人，距地面25公分。桌子上，他们还铺上了白族人最喜欢的蓝色扎染桌布，上面绣着各式彩绘。“弄上油污难洗啊。不是过年，根本不舍得拿出来用。”段志华说。

 

11时开始，第三波人到了，这些都是来赴宴的邻居，段志华在大门口拱手迎接，递烟叙旧，招呼客人就座。此时，摆在客人面前的不光有生皮，还有白族特色“八大碗”，包括“大炖”(东坡肉)、“扣蒸”(粉蒸肉)、“香碗”(熟肉凉片)、“酥肉”、木耳、笋片、芸豆、莲根等四荤四素。

 

这一天，郑家庄所在行政村共和村完小退休校长高汉云也来了，他对郑家庄的民俗颇有研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肉不用等到过年。但一到过年，‘杀年畜’还是会热闹非凡。”高汉云说，“今天吃的是最传统的。现在手头宽裕了，不少家庭饭前加了开心果、腰果这些以前没见的零食，荤菜里也加了鱼、拼盘和牛羊肉，甚至部分人家也考究起膳食搭配，出现素菜越来越多的趋势。可不管怎么变，生皮离不开餐桌。”

 

在白族的影响下，现在的郑家庄，无论是吃熟肉的汉族，还是喜欢吃牛羊肉的彝族，已经找不到不吃生皮、不会做生皮的家庭，家家户户“杀年畜”。

 

“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正体现了郑家庄的包容。”前来赴宴的村民小组长王庆荣表示，这些年，他一个汉族人，跟着其他民族的兄弟们一起，将白族生皮、藏族酥油茶、彝族牛羊八大碗、傣族柠檬酸、纳西族煎凉粉、傈僳族烧烤的做法都熟练掌握。而且不只是他，全村基本都是如此，要不哪好意思叫这么多的人一起吃饭?

 

“仙妈妈”的心中只有村子

 

郑家庄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这与人们对中国农村的传统印象截然不同。道路上一尘不染不说，即便是道路两边的排水沟，也清澈见底。

 

2015年，云南省青年作家段爱松在郑家庄深入生活了几个月，据此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　《云南有个郑家庄》。“一开始，我觉得只是把乡村调查采写当作一个工作任务，要求写10万字交差就行。但没想到，进村实地深入了解后，我觉得‘有话要说’，一下子写了20多万字。”他说，“最先打动我的也是郑家庄的干净。村子里的稻草、农家粪，永远不会乱堆在户外;运输车辆驶过村内道路后，主人家定会跟在车子后面，把车上洒落的物品打扫干净;农忙时，村民在进村回家前，都要先用棉布把农耕车辆的车轮包起来，避免泥巴弄脏道路。我想除了村规，更多的还是源于中华传统道德，那种自觉而朴素的公心。”

 

“不论你哪天到来，我们郑家庄都一样干净、清洁、美丽。”这是郑家庄村民自豪的承诺。

 

记者从王庆荣处了解到，郑家庄在维护公共卫生上有三道“闸门”:第一道，各家各户包门前卫生，每天早晨，各家各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门前的环境卫生，哪天打扫迟了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第二道，每户轮流每天出一个人巡查村内主干道的环境卫生，发现垃圾及时处理;第三道，村内的群众组织，自觉包下村内面积较大的公共场所卫生。365天，皆是如此。

 

“这些年，郑家庄提供了一种正能量，大家都尽力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公家。”段爱松说。

 

2006年，村里决定硬化2.4公里的入村道路，因资金短缺，村民投工投劳，不计报酬，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节省约45万元资金。2013年，上级政府计划征地30亩，在郑家庄建设湿地公园，为了村庄环境和洱海保护，许多村民甘愿无偿提供土地，还自发组织投工投劳。

 

“印象最深的还是‘三个老奶奶’重修本主庙的故事。”根据段爱松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其中的一位老人———段志华的白族母亲段承绪。

 

段承绪已86岁高龄，但说话仍中气十足。她告诉记者，2002年，由于年久失修，村中的祭祀地点本主庙已经残破不堪。“50多年来，郑家庄的民族融合效果显著。可七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祭祀之地，时间久了，各民族便会各祭各家，日后难免会日渐疏远，更严重的，会让团结一心的村子四分五裂。”她说。

 

后来，同样有此想法的藏族奶奶杨四兰、汉族奶奶郑德春和段承绪走到了一起。

 

就这样，3位80岁的老人，每天起床后就徒步走出村子，前往三营镇挨家挨户沿街化缘。很快，老奶奶的故事为世人所知。但最开始，她们得到的更多是偏见和议论。

 

段志华劝过母亲:“您都这把年纪了，跑出去化缘，人家在背后要怎么说您的儿子啊?”

 

这遭到了段承绪的严厉批评:“为了村子，只要能重修本主庙，付出什么都值得。你作为儿子，更应该支持我。”

 

渐渐地，另眼相看的人越来越少，老人的行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整个镇都把段承绪三老称为“仙妈妈”。

 

后来，村子集体决定，支持三老的重修大计。段承绪在热泪盈眶之余，更是叫儿子搬出了家中库房里剩下的所有建筑材料。

 

就这样，有250多年的白族本主庙焕然一新，成了郑家庄及周边村镇多个民族共同拜祭的地方。每逢祭祀的时候，藏族祈福的经幡、傣家的宝葫芦、彝族的牛头装饰……成为村庄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再难都要学会打酥油茶”

 

湿地公园中有一朱红色凉亭，亭内包含了村中7个民族的文化元素:总体风格是汉族风格，亭顶的宝柱是傣族元素，柱梁是藏式风格，凉亭的红、白两色以及四方顶，分别体现彝族和白族的文化色彩，亭子上的文字则体现了傈僳族与纳西族的文化特征。这彰显了各民族“亲如一家、永不分离”的决心。

 

郑家庄内，风格各异的独家庭院错落有致，整齐简约的青瓦白墙，上面有印花扎染、白塔竹楼、东巴文字、琵琶弹唱、刀耕火种、莲花宝瓶、大象少女等不同元素的彩绘，“整体上郑家庄民居以白族风格为主，细节上的差异则表明着主人家庭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高汉云说。

 

大理洱源是白族的发祥地和世居地之一。根据历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入大理时，为防范吐蕃，在三营镇留军三百户镇守。而两名郑氏将军郑指挥、郑冠军驻扎于此，不断繁衍生息，逐渐形成村落，故名郑家庄。起初的居民以汉族和白族为主，后来，逐渐有藏、傣等民族落户于此。接着，彝族、纳西族、傈僳族也因为婚迁入住郑家庄。这才有了“七个民族一个家”的美谈。

 

在郑家庄，很多家庭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据统计，村里的民族间通婚占到六成以上。各民族长期相互通婚，共同生产生活，血脉相连，心灵相通。

 

可差异毕竟存在，通婚的多民族家庭，他们又是如何相互适应的呢?

 

记者首先来到了村民小组长之一的杨秀弟家中。从门外看，这是典型的白族民居，青瓦白墙，三坊一照壁，但是照壁上却又绘着吉祥八宝图，房间里供奉的神灵，头顶上则布满五彩经幡，让这个干净宽敞的庭院又别有一番藏族风味。

 

原来，杨秀弟是藏族，妻子段春梅是白族。回忆起两人结婚的往事，杨秀弟一时还不好意思。他说，自己读初中时认识了白族姑娘段春梅，两人一见倾心，谈了6年恋爱。

 

当时，尽管通婚在郑家庄已经很常见，但还是有一些父母为了孩子好会多叮嘱几句:“他们家人对你好吗?　生活习不习惯?”段春梅十分肯定地告诉家人，对方把自己当成自家女儿看待，有事情从不藏着掖着，没什么问题。

 

在婚礼习俗上，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还是经历了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当时，白族婚礼习俗要聘礼，而藏族却没有聘礼习俗，怎么办?　在多次商量后，为了孩子的幸福，双方父母最终打破了常规，在彩礼、回门等问题上相互尊重对方的民族习俗。

 

进了杨家门，就是杨家人。段春梅先从打酥油茶学起，她知道，身为藏家的媳妇，不会打酥油茶是说不过去的。

 

用传统的小木桶手工打制酥油茶，这个活可不好练。段春梅最初掌握不好火候:木塞拉得不够力，奶就不均匀;太过用力，茶水就会溅出来烫到手。经过不断地练习，她终于掌握到火候。“刚进家门有些惶恐，总觉得自己笨，婆婆会不高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想着太阳落山，度日如年。”她说，“直到有一天，婆婆对我说，我比她儿子打得还匀，这才如释重负。”

 

“婆婆和妈妈一样亲。”段春梅学习藏语，方便和婆婆沟通;包下了给婆婆洗头、洗脚这些活;饮食方面，也注意迎合老人的藏族传统口味，每次外出都记得给老人带一些酥软可口的食品;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未和婆婆顶过一次嘴。

 

这些也被婆婆看在心里。有些话，已经绕开儿子，先跟媳妇说。2012年，杨家房子翻修，婆婆主动向儿子要求，设计房屋在保证藏族元素的同时，必须将儿媳的白族元素融合在内，“因为她是自家人”。

 

“像段春梅，尽管开始她和婆婆语言不通，但最终仍然和婆婆变得亲密无间，语言通了，习惯也通了。为什么有些人之间，即便语言相通，也做不到呢?”段爱松说，“其实并不难。人与人之间唯有用心去感化。”

 

随后，记者又来到“彝家小院”。整体布局上，是木板楼风格，典型的彝族特色，而庭院上方挂满了经幡，照壁又有白族特色。这个家的主人是37岁的杨树华，他的父亲是藏族、母亲是彝族、妻子是白族。“我们家节日特别多，所以特别欢乐。”他笑着说。

 

在郑家庄，由于多民族聚居的原因，

 

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火把节、泼水节等等，各个民族的重大节日大家都一起过。藏族的“锅庄舞”、白族的“霸王鞭”、傣族的“孔雀舞”，纳西族的“打跳”……让人目不暇接。“过节期间，大部分人都会回村。外出经商赚到钱的村民买鱼买肉凑份子，在家种菜的提供蔬菜，种稻谷的提供大米，中青年联谊会成员负责杀牛宰羊，阳光文艺队负责洗菜做饭。而平时有矛盾或隔阂的群众会被安排在一桌，支部书记或村民小组长陪餐，在吃饭闲聊中化解矛盾。”高汉云说。

 

维系村子的是互助精神

 

杨树华的藏族奶奶，已进入耄耋之年，名叫杨木兰，是最早一批带动村民做中药材生意发家致富的人。“我奶奶时常跟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报恩。”杨树华说。

 

1959年，根据国家优惠政策，原本跟随时节游牧、居无定所、生活十分艰苦的7户藏族和2户傣族同胞到郑家庄定居，杨木兰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长期游牧，不会干农活，汉族和白族甘愿和我们一起挤着住，并把土地分给我们，还教我们怎么种粮食。”说起刚到郑家庄的生活，杨木兰记忆犹新。

 

“那时的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春夏秋冬与播种施肥的关系。相邻的两块田，和种田专业户比长势完全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后，离开了大锅饭，种不好田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如今，孩子都习惯了郑家庄的生活，我们也不回去了。”杨木兰坦言，适应是有障碍的。

 

好在，汉族和白族的同胞都是热心肠，他们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着杨木兰等人种田。

 

但随着人口的增多，村里的人均田地面积越来越少，还不到八分地。经过商议，非农闲时杨木兰和其他一些非强劳动力主动走出山村，沿着长江，一路前行至黄浦江外滩，寻找补贴家用的机会。

 

“他们老一辈走出去的人太不容易。后来，他们发现同样的物品甲地和乙地是有差价的，就转手贩卖。将发达地区的茶叶、牙刷、肥皂卖到山区，同时将腰带、毛皮大衣卖到发达地区。”村党支部书记何国祥对记者说，“后来，他们开始发现中草药的转手价值更高，就在农闲时到北京、上海的一些郊区小街，做起了小本生意。有了钱，他们又带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一起致富。”

 

何国祥则更进一步，将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在他的带动下，如今郑家庄六成村民从事中药材生意，他们忙时为农，闲时为商，去年的人均收入超过15000元。而三营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滇西北最大的中药材集镇”。

 

“郑家庄人的口头禅是，‘我富起来不算富，大家一起才是真的富’。”何国祥说，“经济发展是文明发展的基础。若村子人心不齐，就会四分五裂。郑家庄之所以和谐稳定，关键也在于七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让郑家庄富起来。”

 

在云南“慈善界”，何国祥也是一位名人。高汉云由衷地佩服何国祥:“逢年过节，他都会到困难群众家中嘘寒问暖;每到村里办‘红白’两事，他即使在外地跑生意，都要赶回来，总是忙里忙外，有什么困难都会扶上一把。共和小学盖学校，他就捐出来8000块;修建进村道路，他个人就捐出来了5万元……家福　(何国祥小名)　为村里掏腰包的事说也说不完。他就是我们村里的福。”

 

39岁的王洪康一直把何国祥当做自己的“亲叔叔”。他幼年丧父，一家三人挤在一间茅草房里，生活十分艰苦。到了18岁，他希望能帮母亲减轻压力，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跟常来看望自己的何国祥说起。

 

何国祥听闻之后，很开心，二话没说送给王洪康5000元买奶牛。眼看日子有了好转，自己也靠着养奶牛赚的钱结了婚，妻子的一番话却又让他为难。“妻子说，‘现在一大家子就靠几头牛，将来等我们有了孩子，你弟弟还要结婚，万一再碰上生病住院，钱哪够?’可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开口。”王洪康说，“何国祥知道我的想法后，再次拿出10000元给我垫本，并亲自带着我走南闯北，传授经验。”

 

如今，何国祥的善举仍在继续，而王洪康也接过了助人接力棒，将郑家庄的互助传统继续发扬。

 

“现在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很多农村都出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但这在郑家庄根本不存在，‘我为全村守一周，全村为我守一年’，哪家人在外，孩子、老人的照顾都有邻居们帮忙解决。”段爱松说。

 

“我对郑家庄的期待已经超越了民族团结的范畴，是我心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样。在这里，物质文明层面，走的是重山水、重环境的模式;精神文明层面，身体力行，让互助为公这些中华传统道德不再虚幻，”段爱松说，“在郑家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