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搅动围棋界的神秘大师Master的庐山真面目出炉，被证实确为“阿尔法狗”(AlphaGo)后，媒体上出现了又一轮关于信息技术革命的炒作。

从历史上看，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记得日本学者小岛毅曾谈及的一个话题：发生在中国北宋时期的图书装帧革命，使得原本没有页码的“卷轴装”被标上了页码的“蝴蝶装”所取代———而这无疑使得当时的读书人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检索书中的信息，而不必狼狈地将整部卷轴摊开在地板上反复查找了。

不过，这一利好消息，也的确让在“卷轴时代”生长起来的老一辈读书人感到很受伤，因为他们自幼习得的过目不忘的本事，在信息检索技术得到革新的新环境下，立即发生了贬值……

如今的人们不禁要问，在信息技术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传统人文学科会“终结”吗？

■　徐英瑾

发生在中国北宋时期的图书装帧革命，使得原本没有页码的“卷轴装”被标上了页码的“蝴蝶装”所取代———技术的进步的确让在“卷轴时代”生长起来的老一辈读书人感到很受伤。比如，更留恋旧时代的苏东坡便在　《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以恨恨的口吻批评年轻一辈的学者：“而后科举之生，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苏东坡的原话，若转用现代的术语来表达便是：页码的出现使得年轻人可能在不通读全书的情况下，便立即获取相关图书的某一页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夸夸其谈，伪装成博学之士，由此败坏学风，云云。

北宋新老读书人在阅读习惯上的这种“代沟”，目前正在更强大的信息技术的催化下，以一种更具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于中国的人文社科界。譬如，就人文社科资料的搜集与利用问题而言，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两种在方向上可谓“南辕北辙”的抱怨。一种抱怨是，图书馆里很多重要的经典文献的纸质版还付诸阙如；另一种抱怨是，某些稍显古旧的图书竟然只有纸质版却无电子版，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所衍生出的两代读书人在读书习惯方面的互相批评则是：更喜欢读纸版书的老一辈批评年轻一辈读书太快，对经典敬畏不够；更喜欢读电子书的年轻一辈则嫌老一辈读新书　(特别是新论文)　速度太慢，知识框架陈旧。

在这两种不同的阅读观的碰撞的背后，一个更亟待回答的问题也便慢慢浮出了水面：有鉴于传统人文科学的确是以对于经典的阅读与注解作为自己的核心教研模式的，那么，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出现，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也的确会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存在价值提出拷问。在此情况下，传统人文学科是否能够经受得住这场“大考”的考验呢？

全球信息网络的介入所带来的全球竞争，无疑会使得特定教师自身的价值相对贬值，就像“蝴蝶装”对于“卷轴装”的取代，使得宋代老一代文人的文献记忆能力遭遇贬值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应答方案是两面的：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肯定会大大动摇传统人文学科的既有教研模式；另一方面，这样的新技术革命，其实也为一种崭新的人文科学的诞生准备好了相应的历史条件。

先来看硬币的第一个面相。众所周知，传统的人文学科教育模式具有“一对多”的模式，即掌握经典知识的教师在课堂上对广大学子进行单向的信息灌输。即使在经典文本的印刷与购买不成为问题的当代，由于经典内容的相对晦涩，作为诠释者的教师的地位似乎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效应，却会使得特定的经典诠释者突然遭遇到了全球同行的激烈竞争。举个例子说，某位诠释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的教师，就可能会遭遇到另一位在慕课课程上教授康德哲学课程的美国同行的竞争；与之相对应，任何一个想对康德哲学在西方的研究近况有所了解的研究生，其最迅捷的情报搜集管道肯定便是电子期刊的搜索引擎，而不是任何一位本土教师的“言传身教”(因为没有一位教师的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与搜索引擎抗衡)。

全球信息网络的介入所带来的全球竞争，无疑会使得特定教师自身的价值相对贬值，就像“蝴蝶装”对于“卷轴装”的取代使得宋代老一代文人的文献记忆能力遭遇贬值一样。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西方学术的全球化进程是伴随着英语的霸权地位而延伸的，因此，本土学生中英语不佳者依然需要本土教师提供学术教育。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的拓展并不会自动消除文化之间的天然隔阂，而这种文化之间的落差，本身便是保护本土人文学术工业的一道强大的防波堤。

但这样的思路，依然小看了信息技术对于既有的跨文化壁垒的侵蚀力。具体而言，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机器翻译技术的日益进步，会让更多的英语网页内容能够被自动转化为可被非英语世界的读者所理解的内容，而这样一来，新技术对于技术使用者的语言能力的先验要求也会随之越来越低。在此情况下，本土教师除了武断地规定本人对于经典的解释为唯一标准答案之外，似乎就没有应对之策了———但是，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毫无效果的，因为能够更好地利用新技术的别的本土教师，完全可能在行业内部的竞争中使得前者迅速被边缘化。这就像装备了火枪的近代军队战胜骑士阶层那样容易，因为二者背后倚靠的“信息力”可能不是一个等级的。

如果这样的技术进步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就完全可以设想传统人文学科的教学组织结构的慢慢瓦解。具体而言，如果网络课程能够向读者提供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科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到一所不那么优秀的实体大学去注册上课的意义就变得相对贬值了———因为后一种做法的“性价比”显然更低。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新技术的威胁下，一部分传统大学的存在意义可能会发生“异化”，即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场所，慢慢转变为学生之间特定社会关系的营造场所，以及特定社会阶层身份的生产场所。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的一部分非一流大学甚至有可能成为阻止学术创新的一种社会力量，因为这些大学内既有利益集团———教师———的利益分配机制，很可能与其对于新技术的贡献度相对无关，而与利益集团内部的人事格局　(特别是纵向师承关系)　更为相关。

机器的进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广义上的人文艺术领域的“人才分流器”，即机器因素的介入，将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工作岗位由此被剥离，同时却使得竞争胜利者的市场价值得到飙升。

不过，所有的上面的这些分析，仅仅意味着既有的、以实体大学为依托的人文学科教、研体制对于新信息技术的水土不服。这当然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自身的消亡。如下三个理由，便足以证明高水准的人文学科从业者的不可取代性：

其一，现有的自动化信息处理技术，缺乏处理“跨领域知识”的灵活性。譬如，现有的神经元网络技术虽然在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具体工作领域有很高的效率，但是要将这些不同的工作领域结合起来，制造一个超级信息处理系统，却会消耗惊人的建模资源与运行资源。而在人文学科领域，需要横跨几个知识领域进行大规模知识重建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亚里士多德哲学对于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意蕴的重建，历史地理学家对于地理学、生态学与历史文献学之间关系的重建，等等。此类的信息处理模式，无疑是机器学习的软肋，却是学术天才的强项。因此，暂时还看不出前者可以取代后者的可能性。

其二，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反思乃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些重要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文艺创作活动在根底上是与身体感受结合在一起的。譬如，《战争与和平》　的读者若要领会皮埃尔对于娜塔莎的感情，其前提便是读者本身也必须具有与皮埃尔类似的生理—心理结构；而从另一个向度来看，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写活皮埃尔与娜塔莎等人物，也是因为他本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以及相关的人生阅历，能够支撑起他对于小说中超级复杂的虚拟世界的“建模任务”。很不幸的是，我们的确很难设想任何一台超级的人工计算系统———甚至是作为AlphaGo之升级版的Master———能够具有与人类作家类似的心理结构，遑论生理结构。毋宁说，在物理实现机制上与人类身体之间的差异性，恰恰就是人工智能体的本质属性之一，否则，人工智能的研究规划就无法与“赛博人”等其它高科技计划相互区分。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超级智能的机器无法创造出它们自己的文学———如果它们以自己的“硅基身体”与相关信息处理程序为素材，创造出以其它机器人为潜在读者的“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没有理由去阻止我们认定它们也在“创造美”。然而，人类对于这种“美”的理解与研究无疑将从属于一门新的学科　(譬如叫“机器美学”)，而与我们已知的人文学科无涉。反过来说，既然机器也同样无法理解我们人类作品中的“美”，人类艺术家与审美家的工作便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

其三，虽然机器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完成某些具有一定重复性与机械性的人类工作，但是即使对于此类工作而言，原始的信息匹配的模板却依然需要人类提供。譬如，我们固然可以设计出一个深度学习的网络去辨认某些重要思想家的笔迹，比如马克思的笔迹，但是怎样的笔迹与怎样的打印字母匹配，依然需要专业的笔迹专家提供“比对样本”。很难设想任何一种人工识别系统可以在不经“人类调教员”纠偏、矫正的前提下，独立提供出合格的信息解读成品。而这一点，也便为掌握相关专业技能的优秀人类人才保留了工作机会。

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机器学习能力的不断增强，上述三个领域内为人类保留下来的工作岗位也将越来越少。在第一个领域内，能够存活下来的乃是真正的学术天才，而不能战胜机器的联想、类比能力的学术庸才将被淘汰；在第二个领域内，能够存活下来的乃是艺术天才，而其作品很容易被机器所模仿的艺术庸才将被淘汰；在第三个领域内，能够存活下来的是掌握绝技的学术匠人，而不是只会点雕虫小技的泛泛之徒。

从这个角度看，机器的进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广义上的人文艺术领域的“人才分流器”，即机器因素的介入，将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工作岗位由此被剥离，同时却使得竞争胜利者的市场价值得到飙升。

这种结局，对于这场竞争的失败者来说，或许很难说是好事，但对于整个人类的人文艺术事业的进步来说，其意义却或许是积极的。因为这样的分流机制将使得少数相关领域内的天才，能够得以将其精神生产力从与二三流的同行业人员的人事斗争中解放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与机器的斗争中去，即以机器的学习能力为自身的磨刀石，进一步地挤压出自身作品中的“平庸性”的水分，由此缔造真正伟大的作品。同时，这些天才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自身的便利，在相关精神创造的相对机械化的环节上节省下自己的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可期待更多的托尔斯泰、达芬奇与贝多芬，最终以浑身披挂数码产品的“反数码战士”的面目，微笑着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

如何提高审美教育在整个大学教育体制内的地位，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而绝不是某种“风花雪月”的点缀。

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目前的大学教育要作出哪些准备呢？

和很多专家的意见相反，虽然笔者也主张目前的大学教育应当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去迎接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但是，这种迎接切不能采用诸如“阿猫阿狗都学编程”之类的粗鄙形式。具体而言，特定的编程语言其实是非常容易过时的，而人文学科的学生更需要了解的乃是程序编制的抽象思想，以及在人—机界面上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一些重要技巧，以便在以后可能展开的人—机竞争中预先了解对手的特征。因此，着重于讲清楚程序背后的思想的一些课程　(如“人工智能哲学”)，或许要比特定的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课程更适应人文学科学生的实际。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此类新兴课程的开设，在国内依然缺乏足够的师资与制度保证。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的人文学科训练，依然未能关注培养那些难以被机器取代的高级技能，而是继续把训练的重点放在诸多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之上。同时，带有感性色彩的人文教育在我国高校的人文教育中的地位依然相对低下，大学生的审美力与艺术修养普遍不高。如何提高审美教育在整个大学教育体制内的地位，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而绝不是某种“风花雪月”的点缀。在笔者看来，如何调配既有艺术院校的人力资源以缓解一般高等院校此类教师的匮乏，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在高层面上予以通盘考虑。

还需注意的一点是，本土高校目前的人文学科训练中，兼跨文理的跨学科色彩普遍不足。特别是相对于其它学科，如心理学、生理学等关于“人”的研究的成果而言，教研两方面的触及都非常有限。针对此情况，人工智能专家司马贺　(HerbertSimon)　就曾尖锐地指出过，如果一个文学系的学生认为小说家对于人物的刻画，仅仅需要预设其自身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熟悉的话，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弗洛伊德早已是心理学界的过时理论。如果一个小说家能够进一步掌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演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借此对人类的心理作出更为细致的刻画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作品会不会更具有有说服力呢？　很显然，这样的跨领域的知识融合能力，也将在客观上增加机器模仿的难度，由此进一步彰显人类创造力的尊严。因此，目下中国的人文学科教育体系的最大敌人尚且还不是已然虎视眈眈的信息处理机器，而是那种抱残守缺、不愿改革的惰性与心态。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