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原本嚷嚷着不要政府管，可政府“简政放权”了，又感觉无所适从———最近一段时期，新兴医疗技术领域相关从业者就陷入了如此尴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日前主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就以“医疗技术，如何监管”为主题，邀请医疗技术研究者、临床医生、相关监管方以及学者、专家探讨这个行业内的棘手问题。不少与会者谈到，新医疗技术层出不穷，我们已到了不能依赖政府“包管天下”的时代，医疗技术迫切需要“社会共管”。

免疫治疗大众观望，学界却热情十足

探讨新兴医疗技术的监管，或者说更好地发展，免疫治疗是绕不开的关键词。“今年5月，国家卫计委紧急叫停免疫治疗，留了一个口子，临床研究还可以用。”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生物治疗诊治中心主任、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钱其军说，对免疫治疗，本以为我们有机会“弯道超车”，但现在看来比较困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做这件事。

与大众对免疫治疗的观望态度不同，学界对它热情十足。用一名专家的话说，“国际上免疫治疗如此高速发展之际，我们要完全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免疫治疗在国际学界确实犹如“当红辣子鸡”，不仅在2014年、2015年分别荣登《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的年度科学突破，还是2015年美国临床肿瘤年会、2015年欧洲癌症大会、2016年美国临床肿瘤年会等顶级肿瘤年会的主旋律。各大重要实验室、顶级癌症中心都在研究它，投入临床应用。

今年1月，美国国情咨文还发起寻找癌症治愈疗法的“登月计划”，宣布将举全国之力让美国成为一个克服癌症的国家。免疫治疗是这份豪言背后的秘密武器。

也难怪，中国专家急了———尤其是临床医生。2012年，6岁白血病女孩爱米莉借助CAR-T细胞被治愈。2015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宣布被免疫检查点阻断抗体，治愈黑色素肿瘤。这都是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神奇疗效。“我们看到了免疫治疗实实在在地让非常大的肿瘤消退了。”一名与会临床医生说。

免疫治疗如同一个象征，更多与会者关心的是，面临日新月异的新兴医疗技术，到底采取什么态度？

医生说“压力太大”，监管方也有烦恼

“我们现在对医疗技术的监管还是出现了真空地带，比较多的责任落在医院和医生身上。”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经济学兼职教授蔡江南说。

这里所说的“真空地带”，是指2015年我国对医疗技术管理出台的新文件《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该文件取消了包括细胞免疫技术在内的第三类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时需要取得准入审批的原有规定。这被业内视作“简政放权”，提倡医疗机构的主体责任。但也有声音认为，“这太超前”。

王宇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务部主任、头颈外科主任医生。“以我的专业为例，我们现在说甲状腺结节的发现率为76%，而我们外科医生关注的是当中5%-15%的恶性结节。但如今，层出不穷的广告，宣传的所谓新技术非常夸张。”目睹新技术的一些乱象，王宇很着急，于是积极参与行业协会来推动新医疗技术的规范。

这些年，“国内首例”“本市首例”乃至“国际首例”新技术在国内各大医院开展着，其中不乏“取消准入门槛”的第三类医疗技术。要澄清的是，取消准入不等于没监管，而是强调医疗机构要承担主体责任，但医院、医生对此直呼肩头的“压力太大”。

另一方面，监管方也有同样烦恼。前上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唐民皓坦言，对眼花缭乱新兴医疗技术，监管部门有时也有点无措。“监管部门担心专家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状态出现，但‘简政放权’了，又被批评太超前。”唐民皓称，基于这些背景，大趋势还是政府监管走向社会治理，“不是政府一家管，社会这么多的主体，大家都来管，这是一个大背景”。

是时候思考让更多单位参与共管

与会专家的共识是：不止免疫治疗，广泛地来说新技术，药品、器械、产品和临床技术，或是边缘地带的技术，政府监管，积极作为，是绕不开的。与此同时，是时候思考让更多相关单位在医疗新技术监管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美国，民间机构对医院会做排名，根据专家委员会、社会组织、病人满意度等综合评选，大众能查哪个医疗机构手术做得好，这何尝不是在发挥民间机构在整个医疗服务中参与者的作用。”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援引国际经验谈“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新医疗技术监管局面。

在专家看来，“社会共管”可以引入医疗行业协会、保险公司、法律机构等，更体现“让专业人办专业事”。在业内看来，这多少也缓解了相关人士所扛的“谁批准，谁负责”的无形压力。

“很多医疗新技术太新了，一定会遇到如何平衡的问题。”蔡江南说。唐民皓建议引入“个人免责”，“相关人员只要尽到职责，法律上要给予免责。不然，大家都不敢批、都推责任。”

没有技术一出现就是百分百成熟的，专家说，面对新技术，“共管”好过“单管”，另外，过度打“安全牌”未必安全———新治疗方法批得慢，也会损害病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