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举行的一战停战百年纪念活动上，普京与特朗普握手。两人本想探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事宜，但最后还是未能如愿。视觉中国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万国邮政联盟、《中程导弹条约》……10月份以来，在美国退出或欲退出的国际组织与协议名单上又增加了三项，特朗普任内美国已声明退出的国际“群”多达九个，其中不乏规范当代国际社会以及主要国家间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与协议。而对北约盟国的不满、对WTO“不公平”的抱怨、对联合国的嗤之以鼻，也都强化了特朗普引领下的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退出主义”（withdrawal doctrine）色彩。人们已经难以借助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当前美国的外交举措，或困惑于其频繁的“退群”行动，或诟病美国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主要经贸伙伴“横征暴敛”和对他国内政的肆意指责与干涉。

然而，美国的“退出”并非始自今日，特朗普的狂傲作风之外，有着国内民粹思想延续的惯性。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民调显示，约半数民众希望美国降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保守派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懒洋洋”的，其所释放的威胁是“空洞”的；而民主自由派人士则认为美国应增加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而非外部事务。2015年，在奥巴马第二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国际社会已然感觉到，美国的国际社会角色在逐渐淡化。这引起了众多疑虑，是奥巴马的个人原因，还是美国面临更深层次的内外结构性原因？当时的美国外交界评论认为，美国对欧洲盟国态度冷淡，缺乏战略重视与政策亮点，一度也有声音认为美国在奥巴马治下“失去了欧洲”。但实际上，特朗普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举动与“大鸣大放”表象，其背后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拒不摒弃“冷战思维”，一味奉行霸权战略模式的历史叠加。

美式“退出主义”的假委屈与真任性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体系分析，美国所退出的国际组织与协议中，内容关乎国际政治、经贸、军事、文化、国际公共事业等各个领域，却唯独没有涉及金融领域，特朗普从未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稍有微词。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美式“退出主义”并非无差别和枉顾所谓“秩序与稳定”的。比较国际金融机构的构成，特别是与美国宣布退出的国际组织与协议比较可以发现：在前一领域内，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仍然牢牢掌握着对机构与决策的控制权；在后者，则面临多方的挑战而难以一家独大，诸多问题都不再是美国仅凭经济与军事霸权一意孤行就可以解决的。这使其需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的自主腾挪空间，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美国既往的联盟政治与借以实现霸权的机制架构，在新的竞争形势变动下暴露出负面作用，而美国政治的内部架构对此疲于应对，急欲脱身而后快。

做不成“老大”就退出的举措证明了美国所追求的是霸权性权力，而非权责对等的契约性权力，而后者正是美国加以标榜的民主特征。所谓遭遇“不公平竞争”、国际国内成本收益不匹配，则是美式任性的借口。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在新世纪之初便指出了霸权的虚伪：“当全球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时，我们的政府最担心的事似乎是别人是否能够履行与我们签订的军购合同”。

今天的霸权式“退群”已经对美国自身的国际地位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第一，扩散效应，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起有关国家起而追随，弱化了机构职能；第二，分化效应，退出伊核协议招致欧洲盟友内部反对与抵制，分化了美国自身联盟体系；第三，真空效应，搅乱了区域贸易秩序与网络。

“冷战”思维未冷，霸权模式当休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方面实现了全球独霸的雄心，另一方面也确实面临日益严峻的现实竞争与挑战，这些无疑都在挑动、刺激着美国维持霸权与稳定的敏感神经。然而在美国自身的外交战略中，并没有对冷战结束以来崇尚单边与武力政策的路径加以有效反思，而是归咎于外部竞争，从而在丧失理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其中原因分为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

国内层面是保守主义思潮的持续影响。这种迎合保守主义运动的企图应为政府事实上的无能负部分责任，具体表现为以意识形态而非能力智慧作为人事任免的标准。这使得盘踞高位的华盛顿官员长期以来凭借个人风格、上级喜好进行决策，在事关国家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缺乏专业水准及全局眼光，急功近利以求眼前效果，忽视了任性政策的诸多外溢性，而正是这些外溢效果为美国的国际处境带来了一波接一波的不可控性。

国际层面则主要受到联盟体系的束缚作用。经济霸权的制裁与军事霸权的打击总是能够直接、迅速、有效地实现美国的战略期望，长此则形成了政策选择的路径依赖，而这种任性霸权的主要隐患就是行事不计后果。过度扩张使得霸权者无法按照联盟体系所要求，成为议题的引领者和契约的维护者，转而成为一个不对称的竞争者。如同战略竞争专家迈克尔·波特所言，“龙头企业若能采取行动改善或保护行业结构，其效果往往要比为自己寻找更有利的竞争地位更好”。因此，即便抛开大国责任不谈，仅就维持体系自身的稳定而言，美国眼下的“退出主义”既难言高明，也不能改变全球发展本身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美国既往外交战略及政策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不能简单地证明全球依靠多边平台改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是错误的，更不意味着多边国际组织与协议本身是错误的，国际社会良性治理需要各个参与国的诚意、责任与智慧。当今的美国急需避免走上“庸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歧路。

作者：李括（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陆益峰 吴姝
责任编辑：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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