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的风靡与反动

　　平安时代，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曾说：“文是：《文集》、《文选》、文章博士所作的申文。”《文集》指《白氏文集》，《文选》指《昭明文选》，“申文”指日本的文章博士作的汉文。可见当时的文学标准，独重中国文学，兼顾日本汉文学，而使用假名的和文学尚无地位，尽管《枕草子》本身是用假名写的。

　　到了五山时代，文化的重心，汉学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寺刹，但文学的标准基本不变。五山时代“诗僧”数不胜数，都作得一手标准的汉诗。

　　到了江户时代，风向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变化，一个是更迷恋中国和中国文化，一个是开始强调日本的国家意识。前者以荻生徂徕(1666-1728)及他所领导的古文辞派为代表。荻生徂徕说东海西海皆不出圣人，唯中华有圣人，又以日本为东海之夷，所以他题孔子的画像，自称“日本国夷人物茂卿”(“物茂卿”是他给自己取的中国式名字)。他为翻译华文，组织“译社”，“凡会之译，其要在以夏变夷也，不得以俗乱华也”(《译社约》)。服部南郭(1683-1759)学于荻生徂徕之门，是其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他有名作《夜下墨水》：“金龙山畔江月浮，江摇月涌金龙流。扁舟不住天如水，两岸秋风下二州。”“墨水”就是流经江户(今东京)的隅田川，虽然他模仿了唐诗描写大江的名句，但隅田川其实是跟苏州河差不多大小的河川。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古文辞派的诗人们，因为过于迷恋中国文化，陶醉在中国式的风景里，而远离了日本的实际风景。

　　但是不同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斋藤拙堂(1797-1865)引古贺精里(1750-1817)语，批评荻生徂徕等人道：“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脚跟，常依傍西人之新样而画葫芦，其取舍毁誉皆出雷同，初不由己。”他主张要“自立脚跟”，不要一味模仿“西人”——也就是中国人，表现出了本土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这种本土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指引下，曾经风靡平安时代的“白居易热”等，也同样受到了江户文人的指责。广濑淡窗就指出一般日本文人的好模拟之弊：“我邦之人读书不多，故无见识，专以摩拟别人为意，名之曰‘矮人观场’。今言其一二。王朝之时，有好白乐天之诗者，一代之诗尽学白乐天，李、杜、王、孟诸家之诗束之高阁，无读之人。但其时书籍亦少也。及近世行明调，徂徕推尊李、王，故一代之学明者，皆李、王体也，李、何、徐、袁诸子绝无读者。近来又有学宋者，皆师陆放翁;有学清者，皆师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甚愚之事也。是皆模仿初唱者也。”(《淡窗诗话》下卷)

　　真正捅破中日语言之间那层纸的，是号称江户汉文学大家的赖山阳(1780-1832)：“吾所衣，和之衣也;吾所食，和之食也，和衣食而汉言语，问之和言语，则曰不知。不知本哉若人!予持此说，未有合焉。今得桥本子，盖从伊势本居子而学和言语云，乃扺掌而谈，恨相得晚……襄也有志于和言语，而不能也，负于和衣食久矣!”(《赖山阳文集》卷一《紫阳制锦序》)一样认识到中日语言不同，文化有异，荻生徂徕主张全盘汉化，直读汉文，拜倒在汉文学脚下;赖山阳却主张母语至上，和言和语，肯定和文学的价值地位。

　　尽管如此，当时一般的社会风气仍是唯汉文学马首是瞻的，所以在江户时代和文学始终难以压倒汉文学。“江户时代人们文学活动的中心，不是净瑠璃不是俳谐，也不是数量庞大的随笔集，更不是人情本、洒落本，而实在是汉文的著述。对于江户人来说，最大的思想家与其说是宣长，无疑更应是徂徕;诗人与其说是芭蕉，也许更应是茶山;而作为散文家的名声，山阳远出马琴之上。”其实不仅江户时代是这样，整个日本古代都是这样。“对于奈良朝的知识分子来说，《怀风藻》、《日本书纪》是正式的文学，《万叶集》、《古事记》则只是地方的文学。同样，代表平安朝的文学家是空海和道真，而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则不过是闺房作家。这就是当时的常识，现代人有必要再度确认一下。”(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在1941年的一次讲演中，作为中国人看不起日本文化的证据之一，吉川幸次郎抱怨说，直到明治时期留日的周作人等之前，中国人很少真正关心日本的假名文学，其实明治以前的日本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这并不妨碍在部分江户文人的心目中，本土意识、国家意识、母语意识已经萌发，不断壮大。而这种萌发和壮大，只待到了明治时期，让西洋文学的“神风”一吹，便可因势转型，成为摆脱汉文学、发展和文学的精神动力。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东亚汉文学史”(项目编号：12YJA751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原文三万余字，发表时有删节。)